《文創漫談之61》檔案開放與社會資源的共享性

（全民專欄/陳天授）日前立法院召開「國史館館藏檔案史料開放現況及未來規劃方向」公聽會，針對國史館修改借閱規則，將原本可以直接查到的檔案資料都因被列為機密而無法借閱。諸如研究中國近代史重要的蔣介石《大溪檔案》，和蔣經國《忠勤檔案》等，都應適用於已公布實施的《檔案法》和《國家機密保護法》，除非有特殊情形得經立院同意延長期限者，至遲應於卅年內開放應用的相關規定。

但目前國史館強調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必須針對每一批檔案在調閱前的進行檢視，無疑是國史館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適用範圍作了擴大解釋，同時也違背了《國家機密保護法》的立法精神，更何況《檔案法》優先於《政府資訊公開法》，凸顯國史館執事者的忽視檔案開放與社會資源的共享性意涵。

學術研究強調的檔案應用，也就是要使用第一手的資料來做研究。今天正巧本人榮幸被邀請擔任一場學術研討會的其中一場與談人，與談論文的題目是〈余英時對國民黨的歷史評論〉，我發現發表人在論文裡引用了一件我認為非常有意義的歷史檔案，就是孫文在1925年3月11日發表的〈致蘇聯遺書〉，我檢視其全文，對於釐清長久以來所引發孫文思想是否左傾的歷史爭議問題很有幫助，但是〈致蘇聯遺書〉這一檔案文獻，如果台灣還處在國民黨戒嚴時期檔案未開放的嚴格管制之下，今天我們是很難調閱全文的內容，當然也就沒有今天這篇精彩論文的發表。

我針對今天與談這篇〈余英時對國民黨的歷史評論〉的論文，特別還要在此一提的是，余英時的治學態度深受胡適自由主義，以及師承錢穆(賓四)保守文化主義的影響，形塑了余英時學術思想的強調以中國文化為根源，和其政治思想的強調以自由主義為價值的民主理念，乃至於身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余英時會特別指出，中國文化與民主是台灣的兩大資產。

因此，從當前台灣民主化過程的角度觀察，或許政府行事要嚴謹，更是需要重視法治，在此我們無意批評國史館館藏檔案史料開放的程度，沒有來得及跟上台灣民主化的腳步。但畢竟台灣已從威權走向民主時代，政黨更迭與政權和平轉移已成為歷史常態的這個時刻，這不正是告知著我們，台灣社會的民主化越深，檔案文獻的調閱就要越開放，社會資源就是越能由全民所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