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隨筆之30》硬力、軟力與巧力

（全民專欄/陳天授）美國總統川普的亞洲行，包括訪問日本、南韓、中國大陸，接著參加在越南舉行的APEC會議，以及在菲律賓出席東協十國領袖會議之後，結束行程返回美國。

針對這次川普的亞洲行，凸顯的地緣政治與區域經濟的重要性。然而，從我們國家的角度而論，我們所能參與的層次和會議，也只是宋楚瑜代表總統蔡英文的率團與會。

國際政治經濟的現實面，本是大國玩小國、大人玩大車的戲碼，當前我們國家的處境徒呼奈何！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長他人威風，而滅自己志氣。就誠如總統府舉行APEC經濟領袖會議代表團返國記者會上，宋楚瑜表示的習近平曾說過「大國要像個大國樣子」，乃至於「大哥像個大哥的樣子」。

檢視當前兩岸關係的平衡性與差異性，兩岸關係已呈現失去平衡的現象，全球國家幾乎都已經嚴重地傾斜支持中國；至於差異性方面，自由民主價值則是中華民國或台灣較之中國大陸，還能少數的保有優勢之一。

如果依耶魯大學教授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指經濟與軍事是「硬力」(hard power)的代表；那哈佛大學教授約瑟芬‧奈伊（Joseph Nye）所提文化與民主則是代表「軟力」(soft power)。

奈伊在最近一次來台的訪問時指出，美國川普政府不了解「軟力」；中國共產黨政府明白在「硬力」中注入「軟力」，轉化為「巧力」（Smart Power）的重要性。但是習近平將如何做值得關注？中共應了解「軟力」多來自公民社會，不是政府。

面對這問題，個人認為中國大陸在鄧小平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硬力」之後，中共這次在十九大習近平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軟力」建設現代化國家，我們可以解讀為「軟力」轉化為「巧力」的高明策略。

然而，在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道路上，如果只是大談「偉大中華民族的復興」，不禁會令人回想起1996年所發生的台海飛彈危機。當時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就曾在那年的3月29日《中國時報》，發表一篇〈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的文章中指出，「中國大陸的新民族主義在性質上與舊民族主義根本不同，它已從自衛轉變為攻擊。」因為，我們也都知道民族主義是可以被建構出來的。

真正要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法，我們也很清楚理解余英時的不接受違反民主的民族主義。所以，台灣與大陸的交流，余英時的看法是：「我們的起點只有在學術文化的雙向交流上，而決不能對政治談判抱任何幻想。」「我主張兩岸『對話而不談判』，而且『對話』必須從距離『政治』的領域開始，這是我深信文化共識是政治統一的基礎。」

換言之，當現在的兩岸領導人都對於「九二共識」有所遲疑的時候，余英時在上述文字中所特別提出的所謂「文化共識是政治統一的基礎」，值得我們再深思與參考。尤其是從自由民主價值與中華文化的「文化共識」，以代替「九二共識」，來有效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或許這也正是我們可以打破目前兩岸僵局的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