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街瑣記03〉陳奇祿與台灣大學校長一職的陰錯陽差

（全民專欄/陳天授）住溫州街的陳奇祿先生在台灣大學教書，講授《人類學概論》，我久仰大名。因為他與我同是台南人。我們同住溫州街。加上他與台南縣長楊寶發的互動關係良好，我也了解他們都是當年蔣經國推動「吹台青」本土化時期所刻意培植的政治菁英。

我審修拙作【元華版】《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特別參考了陳奇祿《民族與文化》一書，他提到1948年5月應李萬居主持的《公論報》，主編「台灣風土」，直到他1951年赴美進修。陳先生這段秉持中華文化的論述台灣風土思維，和他與李萬居共事的經歷。這段重要資歷也奠定他後來被蔣經國、李煥先生的提拔有關。

我的學長，也是位詩人周伯乃先生，他曾告訴我一段他追隨陳奇祿先生回憶的略述：「陳奇祿先生從政也晚，他算是李煥先生的人，曾任救國團顧問。他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是民國65年〔1976〕，已經53歳了。65年張秘書長寶樹命我任陳奇祿先生機要秘書。後來跟隨陳奇祿先生進行政院任秘書同時兼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我〕到文大是陳奇祿先生的妹妹陳碧蓉女士在該校任圖書館舘長，張鏡湖要她來去任董事會秘書，我只好答應。……」。

陳奇祿80大壽接受《中國時報》記者訪問時曾感嘆說：「離開台大教職到政府工作，是個大損失。在學術上最得意的事情是開「台灣研究」先河，次是對台灣原住民物質文化的探索。」在80大壽餐會，周伯乃、莊芳榮等故舊門生為陳先生出版了纪念集。另外，中央研究院替他出了一本口述歷史！

轉述周伯乃說：「他〔陳奇祿〕一生都很重視他的學術地位，如中央研究院院士。如果他不從政，可能會當上院長。陰錯陽差，經國先生批准他接閻振興的台大校長，但那年有世界性的學術會議在哥斯達黎加召開，而台灣三個校長代表，大學閻振興、職業學校趙筱梅、中學校長崔德禮，如果六月一日辦理校長交接儀式，閻先生、陳先生都沒有資格，失去重要一席，台大乃臨時換了虞兆中退休教授去接三年校長，陳奇祿先生接任文建會。」

這也才有陳奇祿接任文建會主委之後，並在他任內協助完成經國先生推動十大建設的其中一項，有關負責執行各縣市興建並成立文化中心的重大政績。

2004年之後我搬離溫州街。有一天我回到溫州街，正準備從台電大樓捷運站搭車回萬隆，在出口處巧遇曾是陳奇祿先生擔任文建會主委期間，特從行政院研考會借重調來文建會擔任科長，後來曾出任台北市政府民政局長和國家圖書館館長的莊芳榮，他手上提著一盒萊楊桃酥，說趕著前去探望老長官陳奇祿主委。

從芳榮兄的口中我才得知陳先生亦早搬離溫州街住所，大部分時間在內湖民權東路六段，有時候會住在忠孝路三段，偶爾也會住淡水的家，我想這都是為了老人家生活上照顧的方便。陳先生1923年出生台南將軍鄉，在2014年10月辭世，享壽86歲。

陳先生的父親陳鵬早期在福建、上海等地經商，外祖父鄭少卿為出身中國浙江紹興的書法家，父母親為日治時期（1895-1945年）高級知識分子。這是非常特殊的家世背景。

陳先生在香港求學，後來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日本東京帝大，唸的是政治；入台大任教才改人類學，並專攻台灣土著文化；成為人類學系名教授！

陳先生與吳三連同鄉，也曾擔任過吳三連基金會董事長。據了解吳三連是陳先生的母親的學生，也是他父親的同學，身份很特殊，交情非淺！例如他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時，中央月刊需要廣告費，他出面在中山北路與南京西路附近餐廳，由吳三連代邀一桌客人，當場有人響應！可見他們私交不錯！陳先生在台南縣，不僅獲得地方人士所謂「山派」的敬重，也贏得海派人士的推崇。

陳奇祿先生與張若女士的證婚人是傅斯年，陳先生岳父張山鐘先生。1951年，張山鐘角逐第一屆屏東縣長選舉，當選首屆民選縣長。據了解1952年蔣經國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時要籌措經費，由當時副主任謝東閔出面向張山鐘勸募，獲得張山鐘的答應支持。

張山鐘當年亦響應政府的「三七五土地改革」，曾讓出土地價格換算嘉新水泥股份股票，以支持政府的土地政策和協助推動國家企業的發展！張山鐘曾擔任省府委員。第二屆縣長選舉時，張山鐘一度有意與林石城一戰。最後被台灣省政府勸退。

張山鐘主導屏東縣張派所擁有的群眾基礎，對其兒子張豐緒的仕途影響非常大，當屬蔣經國「吹台青」本土化政策培植的對象，尤其是擔任了台北市長一職。

我住在溫州街96巷(現改羅斯福路三段283巷)的期間，有天我們巷裡突然增加一座小警衛亭，並24小時有警察負責輪流守衛，我才發現這巷子住進了台北市長許水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