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街瑣記18〉英千里與天主教輔仁大學的記憶

（全民專欄/陳天授）我接觸英千里主編的英文教材，始於1960年代初期的開始上初級中學，和高中之後的階段。印象中出版英千里英文課本的是正中書局，至於遠東書局則是專門出版梁實秋的初中和高中英文教本。

1970年考進了位在新莊的輔仁大學，當時對於英千里的知名度自然就不會感到陌生。或許1963年輔仁大學的復校，在英千里擔任副校長期間，還幸運可以修習他開設的課程。

但就在我進輔大的前一年，他就已經不幸過世了。當然我的英文必修課，和其他相關外文領域的課程更是不會有機會了。印象中我大一時候英文必修課程的老師是位修女，後來我的第二外國語選的是日文。

當年我了解的輔仁大學校長是于斌樞機主教，他剛被梵蒂岡天主教宗任命樞機主教不久。學校董事長是蔣中正總統夫人蔣宋美齡。學校有座大圓蛋型建築，前排高掛「中美堂 蔣宋美齡題」的題字招牌。

我想這「中美堂」大招牌有兩大意涵：一是標示蔣中正與宋美齡，他們二人名字裡的「中」與「美」的合體；另一意涵是凸顯當時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在外交關係上的密切性與重要性。令人震驚與遺憾的是1971年中華民國的退出聯合國，外交處境的艱難也激發了我們輔大學生在校園裡發起一連串支持政府活動。

我們知道英千里副校長，早年畢業於倫敦大學，返回中國後協助父親英斂之創設輔仁大學。父親過世後，他以輔大秘書長身分領導校務。1937年對日抗戰開始，英千里以其學界領袖地位成為地下抗日代表，曾被日本軍閥二度逮捕下獄，導致他的健康情形深受影響。

1948年底，英千里與胡適、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為蔣介石特令以專機搶救，得以脫險的離開北平城。他的孤身赴台，令人不捨的是妻子與七名子女皆滯留大陸。來台之後的英千里住進溫州街，與殷海光住居僅一牆之隔的台大教職員宿舍。

英千里父子對於創辦和協助輔仁大學的校務發展，以及對於台灣高等教育的貢獻，令人敬佩。特別是我於1970年代後期居住在溫州街，和之後對於國民黨政經體制以及其與正中書局成立背景的關係，讓我對於1930年代學人跟隨國民政府來台經過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我在1990年代後期，開始忝任台北城市科技大學的董事和教學迄今，我當更應該學習英千里教授的從事辦學精神與教學的服務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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