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街瑣記94》病後復健的心境轉折

（全民專欄/陳天授）1980年初秋，我因為左髖骨痠痛的毛病，住進榮民總醫院做全身檢查，最後確定是屬於類風溼性關節炎的問題。醫生告訴我這病症是一種慢性病，只能服用些類固醇和消炎止痛之類的藥品，要我有與它長期相處的心理準備。

二個星期之後出院，我完全遵照榮總醫生的治療規劃，開始面對的是每日按時的服藥和一連串復健的過程。

之所以會讓我感到比較沮喪的最主要原因，是從大學畢業之後自己接連不斷的面臨許許多多的挫折，很不容易剛在台北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然後成家，並在溫州街這麼理想生活環境的定居下來。

另外，會讓我感到比較美中不足的是女兒和兒子尚小，留在鄉下託父母親照顧，而未能隨我們住在一起，心裡總是時時刻刻會掛念這對姊弟。

發病最嚴重的這一年，我30歲，正是我雄心萬丈的蓄勢待發時刻。回溯當時我對台灣的地方政治充滿了理想，受到二姊夫的引薦，到位在台南柳營鄉，由當時縣議會議長擔任董事長的一所工商職校教書。我也因為當時二姊夫在台南縣府服務，與地方政治人士亦多所接觸。

加上，當時縣長楊寶發的照顧有加，讓我對參與台南地方事務產生高度的興趣。我從楊縣長的學經歷和其從政歷程的影響很深，總是要求自己要不斷地充實自己，和提升自己的學識能力。

所以，1978年底當我有機會增加更多磨練的時候，我極願意接受更嚴厲的挑戰，因而我離開這所職校的教學工作而選擇上台北來，在馬星野主任委員、沈岳書記長等長官的指導下，承辦有關與新聞聯繫方面的業務，學習開始接觸不同性質的工作，和更廣泛服務層面的考驗。(照片右三是沈岳先生，左二為筆者)

然而，這場重病下來和復健的過程，我內心的煎熬讓我對人生有更多的省悟。我非常感謝我服務單位長官對我的特別寬容，讓我可以安排時段到三軍總醫院做水療的復健，當時三總還未搬到內湖之前，它就在我住溫州街與辛亥路口馬路的對面，縱使我要走到回家的這麼短路程，我都覺得困難。

所幸，病況慢慢獲得控制的穩定下來。迄今，40年的時間過去了，我極少向外人詳細談及我的病情，我是選擇「堪忍哲學」的自己默默承受，總認為苦痛儘量由自己的勇於承擔，並不需要對他人做太多無謂的說明，或寄望於別人的分擔。

在這段時間裡，比較常進出我們溫州街住家的除了我自己當時在台北工作和念書的弟弟和么妹之外，二姊夫婦要屬和我們走得最親近了。對於後來我的選擇調動服務單位，或許二姊夫最能體會和理解了，何況之前我在柳營的高職教書和上台北來工作，二姊夫婦是最關心和出力最多了。

病後復健過程帶給我最大的啟示，是我思維和心境的轉折，讓我深深體會到我的身體狀態已經不再適合於我當初所想要投入的地方激烈選舉，或從事於辦理動態性質的活動，我應該選擇的是比較靜態性，而且最好是屬於幕僚型的工作或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