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街瑣記98》讀陳芳明著《革命與詩》有感(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陳芳明《革命與詩》書中提到，1983年掀起台灣意識的這場論戰，牽動了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版圖消長，也鬆動了國民黨當權派長期畫下的思想禁區，更帶動了長年被壓抑的台灣主體意識。相較於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台灣意識論者的主動出擊，完全改變了長期遭到扭曲、醜化、羞辱的劣勢。

1979年春我定居溫州街，其時間點是介於鄉土文學論戰剛過，與台灣意識論戰剛萌芽的階段。就我的觀察，迄今台灣的族群文化政治意識形態，仍然存在著交互糾葛的三種複雜現象。

第一種是強調台灣認同與台灣文化，亟欲強勢建立以台灣文化為主體，完全「去中國化」的心態；第二種是有鑒於中國文化在大陸，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被破壞殆盡，強調傳統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存續與發展；第三種是認定台灣的原住民、福佬、客家、外省，及近年來逐漸增加的新住民等各文化的平等，成為台灣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我回溯自己曾經有過上述這三種族裔文化政治的階段。在我的年輕時期，我生長於嘉南平原的福佬家族與聚落，我對於自己語言和生活圈的感受，我容易顯現有一股閩南台灣人的文化意識形態。

唸大學的上台北之後，發現班上同學和學校裡並不僅是閩南的台灣人而已，而是還有其他如客家和外省等不同的族群，雖然我學習和相處在一起的同學仍然是以閩南人居多，但我已隨著接觸層面和生活環境的擴大，在族裔文化政治認同上已逐漸有了調整。

等到我進入社會的在體制內和執政黨部門的工作環境，在當時戒嚴時期族裔文化政治的優勢之下，我感受到相關部門的強調傳統中華文化主導心態，我的本省籍和南部成長的背景，讓我的族群文化政治認同始終處於權力邊緣的困境。

2000年我重回校園，教學與研究環境提供我更廣闊的閱讀與自由書寫的空間，特別是我在撰寫《警政與國家發展》、《台灣治安史略》，和審修《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全套六卷)等著作時，我採取政治經濟學論述文化政治認同移動的研究途徑，認定台灣的原住民、福佬、客家、外省，及新住民等各文化的平等，成為「台灣多元文化一體」的思維。

檢視當前台灣族裔文化政治認同的並存「台灣意識」、「中國意識」，和「台灣多元文化意識」等三種現象，凸顯了政治經濟推力的關鍵性。台灣實施民主政治多年，也歷經了多次的政黨輪替。民主就是「人民做主」的真諦，普遍為大家所理解。

因此，民主政治代表著國家領導人、政治領袖、民意代表等都是由民選產生，他們的權力和功能的角色都只是扮演選民的代理人，他們對於「台灣意識」、「中國意識」，和「台灣多元文化意識」等三種現象，在沒有任何一個取得主要優勢，執政黨和政府也都只能謹慎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