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街瑣記110》余英時先生重要著作提要(四)：民主與兩岸動向

（全民專欄/陳天授）余英時先生重要著作之一：《民主與兩岸動向》，1993年9月初版，三民書局三民叢刊64，面247。

本書選收了余先生於1987至1991的時論文字33篇，主要立論的範圍以民主發展與海峽兩岸的動向。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共13篇，都是討論台灣民主發展的問題的。第二部分是討論大陸民主運動的10篇。第三部分以討論兩岸關係為主的10篇，此中關鍵則是中共政權的本質問題。

余英時討論台灣民主發展指出，1987年國民政府正式解除戒嚴令和1988年蔣經國逝世為其這十幾篇文字的撰寫提供了契機。他在這篇〈開放、民主與共識—蔣經國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回顧與前瞻〉指出，其實從蔣經國過渡到李登輝是具有多重意義的歷史變遷：

第一是從革命時代過渡到民主建國時代；第二是從「強人政治」過渡到「群龍無首」的政治；第三是從大陸本位的領導過渡到本土化的領導。

余英時特別解說這「本土化」並不只狹隘的「省籍」觀念，而是國民黨的接班大體上已使黨和政的領導階層，他們都是在台灣成長起來的，但這又不等於說他們也都是變相的「台獨派」。余英時相信他們仍然具有深厚的中國意識，而這一中國意識主要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

余英時曾在一次接受的訪問中更深入地明確指出，民主化與本土化之間本來就有著一定的關連，台灣經過近二十年的民主發展，整個社會逐漸走向本土化是必然的趨勢。但是本土化並不等於台獨，也不是哪個政黨的專利。不能說你民進黨最早喊出本土化，所以就只有你一個黨是代表本土的，其他政黨都不是。只要是透過民主的程序、經由人民選票產生的政權，都是本土化，都代表本土。

所以，余英時在這篇〈民主乎？獨立乎〉中指出，「台灣獨立」如果在今天還有積極的意義，那就只能是獨立於中共殘暴的政權。台灣在國際上的困境是中共所造成的，而中共對於中華民國這一既成事實是無可奈何的，對於「台灣共和國」則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余英時以為台獨「去中國化」是不可能的，台灣可以講獨立。如果台灣獨立不是根據狹隘的地方觀念，也不是投降任何外國勢力，那也沒有什麼不好。台灣民主制度已在形成中，一般人民的獨立自主意識很強烈，就算中共用武力征服台灣，也會受到台灣人民無止境的反抗。

顯然余英時對於中共對待台灣的政治手段，是懷有很高的戒心的。我們可以清楚理解他的不接受違反民主的民族主義，中國大陸的新民族主義在性質上與舊民族主義根本不同，它已從自衛轉變為攻擊。因為民族主義是可以被建構出來的。

余英時在其〈序〉中指出，本書有關兩岸關係的文字中，反覆強調的其實只有一點：兩岸的文化和經濟的溝通不妨以審慎的方式逐步加強，但政治談判則目前決非其時。「統一」和「獨立」對台灣而言都是政治自殺。大陸和台灣不能永遠分離，這是毫無可疑的，但正常的關係必須在大陸也開始民主化以後才能建立。

余英時特別舉朱熹論宋、金關係時曾說：「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也有個且硬相守底道理。」今天台灣對於大陸，在不「統」不「獨」之間，「也且有個硬相守底道理」。

所謂「硬相守」，即台灣必須建立起最低限度的內部共識，走向一種「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尊重少數」的民主道路。相反的，如果台灣內部不斷地進行原子分裂的活動，則其前景是未可樂觀的。

我曾在2020年1月拙作《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四)：民族主義與兩岸篇》的一篇〈余英時自由主義思想與兩岸關係評論〉中，提出如下建議：不管民進黨或國民黨執政，中華民國非常歡迎余英時在他今(2019)年的90歲年紀，能夠追隨他的老師錢穆，和胡適、林語堂、張大千等人士的返台定居。

余英時不但可以享譽他身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崇高地位，而且他們賢伉儷亦可享受台灣自由民主社會的晚年生活。如今隨著余院士的逝世，這建議案亦隨著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