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胡適筆記20】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

（全民專欄/陳天授）胡適藉由回台參加國民大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之便，應台灣大學之邀做了學術演講，1954年3月13日《聯合報》以「台大文史學系演講會中胡適學術演講闡述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為標題，登載了胡適講演的內容：

「胡適博士於昨（十二）日下午在台大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考古人類學系聯合舉辦的講演會中，曾以〈我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為題，做了為時兩小時的學術演講。講演會是由台大文學院院長沈剛伯主持。胡博士是以他為哥倫比亞大學校慶紀念廣播講演〈亞洲古代權威與自由的衝突〉文中，所提到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四件大事，作為他個人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個看法。」

該報引：「胡氏說：今年為哥倫比亞大學建校二百周年紀念，該校紀念校慶節目的一部分，有十三個講演，向全美廣播，並錄音傳播全世界各地的哥大的校友。十三個講演的總題目是『人類求知的權利』，前四個題目是『人類對於人的見解』，第五個至第八個題目是『人類對於政治、社會的見解』，下面五個題目是「近代自由制度的演變」，胡氏講講的題目是『亞洲古代權威與自由的衝突』。包括巴比倫、波斯、印度、中國等國家，因為這些古代亞洲各國有關於政治、社會、哲學的文獻缺乏，又因為當時廣播錄音的時間限制，只談到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上的四件大事，也就是他所謂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個看法。」

以下有關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四件大事，《聯合報》登載：「胡適說：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所謂『無政府的抗議』，是以老子做代表。老子是中國古代第一個政治家，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哲學家，對於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有許多的，有創見的貢獻。老子所謂的『天道』，『無為而不為』，是很重要的觀念。胡氏談到對於老子的考證時說：最近幾十年來，如梁任公、顧頡剛、馮友蘭等人，考證老子年代，均認為應提早三百年。他在『胡適文存』第四講中，亦言談到老子的考證，認為他們的考證方法有錯誤。他個人的看法，根據現有材料及證據，他認為老子只比孔子早二、三十年，《禮記》中有『孔子問禮於老子』句，〈檀弓〉中曾有老子、孔子送喪遇日蝕的故事，足證孔子曾做過老子的學生，老子比孔子不過早幾十年。

胡氏繼謂：老子的基本觀念即是『無為』，這種觀念亦影響到孔子，孔子曾謂『無為而治者，其馴也與』，又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老子的自然主義『天道』哲學，『無政府的抗議』，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上的第一件大事。老子曾謂『民之饑，以其上貪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這是他對社會的基本抗議。老子這種基本政治哲學，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來說，自由中國在二千五百年前即產生了放任主義—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而西方國家，到十八世紀，才有不干涉政治的哲學興起。所以中國提倡『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比世界上任何國家早了二千三百年。至於老子的自然主義，『自』、『然』，即是『自己如此』，也即是老子的所謂『天道』，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為』、『百物生焉』。『天道』就是『無為而無不為』，老子曾謂『我無為，我民自化』，『我好靜，我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這也就是老子的『無為』政治哲學。老子最有名的一句話：『太上下知有之』，其次為『親之娛之』，再其次『畏之』，最次是『惡之』。老子這種政治思想，對於後來有甚大影響。」

該報繼續登載胡適對台大師生的演講：「老子的思想，影響到孔、孟，產生了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以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為基礎而產生個人主義，可謂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第二件大事。胡氏說：孔子是教育家，而老子是有著反對文化觀念，他認為文明代表墮落，他這種思想，歐洲十七、八世紀時名學者盧梭也曾提出來，中國的這種思想，也比世界任何國家都早。孔子因受老子的影響，所以孔子的政治思想方面，並無甚多創見，孔子提倡的，即是所謂『大同思想』。但是，孔子所提倡的教育哲學，所謂『有教無類』，『類』就是『種類』『階級』，也就是教育不分種類不分階級的意思。孔子更講『仁』，《論語》上說『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孔子這種教育觀念是最新的，教育自己是有著社會的目標。《大學》上所謂『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把教育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連接起來，教育目標是『安人』、『安百姓』。曾子亦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亦曾謂：『以天下為己任』。

這種孔孟精神，延續下來，宋朝范文正公曾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自由民主的教育哲學，產生了健全的個人主義。孟子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即是所謂人格。楊子、朱子、莊子、以至呂氏春秋，也確是提倡個人主義。莊子謂：『舉世非之，而不加阻，舉世譽，而不加勸。』

個人主義之後，至紀元前三、四世紀中國古代集權政治的興起，是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第三件大事。胡適博士謂：紀元前四世紀秦孝公，採用商君變法造成中國古代政治史上的最大集權國家，這種集權制度的確定，雖由商君而起，但是這種集權政治思想是起於墨子。

以前無政府主義是講『一人一義，二人二義，十人十義』。墨子則謂：『天子唯能，一得天下之義』。所謂『上之所是，必加是，上之所非，必加非』，『上同而下不比』，是最好的政治，當時秦孝公對於政治、經濟的大革新，是重農，唱戰。商君講『戰』有所謂『一賞一刑一教』，『一教』就是任何知識、行為、名譽都不能踏進富貴之門，『富貴之門，戰而已』，『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能使民樂戰者王』。關於『一刑』就是『連座』，有所謂『告好與戰敵者同黨』、『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有軍功者，受上賞』，不戰，不農者，則罰奴隸工。秦孝公建設了集權國家，在一百年當中，居然以武力打平當時所謂的天下。到秦始皇八年後，李斯建議焚書坑儒，因之引起百姓叛亂，歷史上這一段集權政治遂告崩潰。」

該報最後登載胡適對台大師生演講，提到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第四件大事。「胡氏說：漢朝四百多年的『無為而治』，使二千五百年的中國政治制度受到很大的影響，是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第四大事。胡氏謂：漢高祖起義後，在咸陽『約定三章』，所謂『殺人者死，傷人與盜抵罪』。漢高祖定天下後，解除了最嚴酷的政府法令。助漢高祖最有軍功的曹參，派山東齊國任相國，請蓋公襄助，實行九年『無為而治』，結果齊國大治。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所謂『蕭規曹隨』，曹參亦繼續了蕭何的立法成規，實行無為而治。漢高祖死後，舉岱王為漢文帝，文帝竇后，二十二年的政權，廢止連座，減課稅，使民得以生息，『天上政府，下不知有之』，漢朝有了這七十年的無為而治，始造成了四百多年的漢帝國，亦為『無為而治』的政治制度，豎下規模，因而使二千五百年多年的中國政治制度，都受了『無為而治』的影響。」

承上論，胡適演講其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特別提出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四件大事。在此，我願再引【胡適紀念館版】胡適手稿寫的《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指出：「我們細看這三百多年的古代思想史，已覺約在這極盛的時代便有了一點由分而合的趨勢。這三百多年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作兩個時期，前期趨於分化，而後期便漸漸傾向折衷與混合。前期的三大明星，老子站在極左，孔子代表中派而為傾向左派，墨子代表右派，色彩都很鮮明。」

胡適認為：「老子提出那無為而無不為的天道觀念，用那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來破壞古來的宗教信仰，用那無為無治的政治思想來攻擊當日的政治制度，用那無名和虛無的思想來抹煞當日的文化，這都是富於革命性的主張，故可以說說是極左派。

孔子似乎受了左派思想的影響，故也贊嘆無為，也信仰定命，也懷疑鬼神，也批評政治。然而孔子畢竟是個富於歷史見解的人，不能走這條極端破壞的路，所以他雖懷疑鬼神，而教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雖贊嘆無為，雖信仰天命，而終身栖栖皇皇，知其不可而為之；雖批評政治，卻不根本主張無治，只想改善政治；雖不滿意於社會現狀，卻不根本反對文化，總希望變無道為有道。老子要無名，孔子只想正名；老子要無知無欲，孔子卻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老子說，『不出戶，知天下，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孔子卻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孔子的思想處處都可以說是微帶左傾的中派。」

至於墨子，胡適認為：「墨子的思想從民間的宗教信仰出發，極力擁護那『尊天事鬼』的宗教；一方面想稍稍洗刷那傳統的天鬼宗教，用那極能感動人的『兼愛』觀念來作這舊宗教的新信條；一方面極力攻擊一切帶有宗教革命的危險性左傾思想。他主張兼愛，說兼愛即是天志，這便是給舊宗教加上一個新意義。他要證明鬼的存在，這便是對懷疑鬼神的人作戰。他要非命，因為『命』的觀念正是左傾的自然主義的重要思想，人若信死生有命，便不必尊天事鬼了，故明鬼的墨教不能不非命。墨子的兼愛主義和樂利主義的人生哲學，和他的三表法的論理，都只是擁護那尊天明鬼的宗教的武器。故墨家的思想在當日是站在右派的立場的。」

胡適在闡述這三位明星的三件大事後，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進入胡適所謂的第四件大事，即是走到了漢朝時代的返回老子「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讀者若想要更進一步了解其之後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演變如何？建議請閱讀胡適之先生的大作《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了。（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