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胡適筆記40】新聞記者「辯冤白謗」的責任

（全民專欄/陳天授）1959年12月9日《聯合報》登載，胡適於前一日在世界新聞學校的演講中，曾以兩個故事說明社會上，一個人的性命、名譽，不但在法庭和警察手中，也在一般拿筆桿子的人的手裏。

胡適認為新聞記者有「為人辯冤白謗」的責任。他舉的第一個故事，是美國《時代周刊》上所登載的一位記者為人辯冤白謗的事實。那是1933年七月的事，芝加哥發生了一件綁架案。一個大流氓突然失蹤了，十二天後，這個大流氓又出現了，他說他曾被一個叫杜西的流氓綁去，關在地窖中十二天，並向法院提出控訴，當時的警察和那大流氓有關係，調查那案子的檢察官也是個包庇賭博犯的壞人。結果杜西被判罪九十九年，關入大牢中。

這事件發生後，《美聯社》的一位記者勃蘭南（BRENNAN），一直注意著，他從那個大流氓（原告）失蹤後再度出現時的衣着，以及身上不像被關了十二天的跡象，發生懷疑，因而更加注意這件案子，後來他就離開《美聯社》，到芝加哥《太陽報》去工作，經過二十七年的努力，他不斷去採訪被關在獄中的杜西，並作筆記，找尋各種證據，終於使杜西的刑期減為七十五年，後來又保釋出獄，就在杜西出獄的那天，勃蘭南所著的一本《被偷去的年歲》也同時出版，他的這本書引起美國社會對這一案子的注意。

勃蘭南為杜西所找尋的證據是1.原告的那個大流氓，在法庭上常常改變他的證詞，前後不一致。2.檢察官當時所找的人證，在事發期間並不在芝加哥。杜西出獄後，有人問勃蘭南為什麼要為一個流氓辯護，勃蘭南的回答是「這個可憐的人，他沒有機會向天下人宣布這件事。」他並說：「我這幾年得到的滿足，你們是想不到的。」

胡適博士所說的第二個故事，是從1894年到1906年發生在法國，前後十二年的崔夫斯案。他說：1871年的德法戰爭，法國戰敗，割地又賠款，德法在仇視之下，間諜和反間諜工作在兩國激烈展開，1894年夏天，法國陸軍情報局從德國駐法國大使館武官處偷到一封信，內中裝有一封未具名的帳單，法國陸軍情報局判斷出那是一份法國人出賣文件給德國的帳單，因而開始秘密調查這件事，後來他們疑心一個名叫崔夫斯（DREYFUS）的猶太人是那個出賣國家的人，崔夫斯是法國一個砲兵上尉，那時服務於陸軍部，他們懷疑他的原因，一面因為他生活放蕩，再者因為他是猶太人，法國陸軍情報局首先拿崔夫斯的筆跡和那封信相對，結果字跡真有點相同，後來又請了三位筆跡去專家，結果，一位專家認為絕對不是崔夫斯，另一位認為絕對是，第三位認為有點像，也有點不像。結果，崔夫斯就被關了起來，接受軍事審判，唯一的證據就是那張沒有名字的帳單。

在軍事審判期間，仇視崔夫斯的人們，竟造了三百多件偽證據。結果他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判為叛逆罪，於1895年被送到南美洲法屬圭亞那海外的一個名叫魔鬼島的外島上終生監禁，崔夫斯一直沒有認罪，他的家人，朋友和律師也都認為他沒有罪。三年後，法國軍事情報局代理主任皮克夸特上校（COL Picquart），在一項從德國駐法大使館武官處所失散的信中，發覺了一個名叫艾斯特黑茲（Esterhazy）的人，正是那個寫那帳單的真正間諜。艾斯特黑茲不僅形跡可疑，而且他的筆跡和那帳單筆跡完全相同。於是皮克夸特就將他所發現的事向參謀總長和次長提出報告，但那怕事的大官都不願再重審這件案子。因此，不許皮克夸特上校再繼續調查那件案子，為防萬一，就把他調到非洲去。但皮克夸特總認為崔夫斯的冤獄使他良心上感到不安——崔斯夫被關在魔鬼島上，晚上還用鐵鍊鎖起來—因此他在去非洲前，就把全盤事實告訴他的律師，這位「了不起」的律師，又把這件事告訴了一位和崔斯夫同鄉的參議員（他是上議院的副議長），但是崔夫斯的家人並不知道。

後來，崔夫斯的弟弟馬太，也發現艾斯特黑茲正是那個真正賣國的間諜。並請求陸軍部審問艾斯特黑茲，但陸軍部僅隨便地審問了一番，就把他放了。陸軍部放了艾斯特黑茲後，引起了法國輿論界的爭執，一派說艾斯特黑茲有罪，另一派說沒有，說他沒有罪的那些人更建議政府把皮克夸特上校關起來，說他洩漏軍事機密。這時候一群知識分子出來打抱不平，如克李芒索在《晨光報》上、雷音南哈在《世紀報》上都曾撰文攻擊，其中最著名的是大文豪左拉（ZoLa），他聽到放了艾斯特黑茲的消息後，一天一夜沒有睡覺地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我控訴〉——在《晨光報》上發表，控訴法國政府和軍部，結果參謀部控告左拉毀謗，法庭判了他一年徒刑，左拉逃到英國躲避。

這時，一些反對重審這案子的人們，仍在繼續製造假文件，其中最「妙」的一件是法國情報局副局長亨利找了幾個偽造文件的專家，造了兩封假信，都是義大利駐法使武官寫給德國駐法使武官的信。這兩封信是用真的信紙、簽名和偽造的信的內容部分並在一起的，一封信中說「所託我買的文件，已向那猶太人買到，並代付錢一百八十」，另一封信中並提到「崔夫斯」這個名字，這兩封信並曾在國會宣讀。

但皮克夸特知道這兩封信是假的，如用顯微鏡細看可以看出是貼拚在一起的假信。1898年，皮克夸特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新任的國務總理，指出這兩封信是偽造。1898年七月七日把偽造信的亨利逮捕起來，他被關在獄中的第二天就自殺而死。最後法國政府乃准催夫斯的訴狀。重審這一案件，經過多時的審查後，取消了原判，再交軍事法庭審判。1899年九月九日審判結果宣布，認為催夫斯仍有犯罪嫌疑，判刑十年。

這項宣判立即使全世界為之大嘩。十天後，法國新任總統下令特赦催夫斯，那時在魔鬼島受了三、四年罪的催夫斯，身體已經衰弱不堪，他接受了特赦令居住巴黎，但他的太太和親友仍在為他找尋新證據，希望在法庭上獲得無罪的判決。1903年新的事實漸漸地被發現了，再加上輿論的支持，當他請求法庭開庭後，法國最高法院於1906年宣布催夫斯無罪，並恢復了他的陸軍軍職，成為法國砲兵少校。

《聯合報》刊載了胡適在當今世新大學講的這兩個故事，精彩極了，我全文摘錄，來對照當前國際和台灣的社會，在面對網路時代假消息的猖狂，新聞記者「辯冤白謗」的責任更是重大。特別是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以來交戰國之間的互放消息，記者的不顧生命安全的前往戰地採訪消息，第一手的報導和揭穿侵略國家的本質，這種發動戰爭，毋顧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政府真是要令人唾棄，這也是新聞記者應盡到的應有責任啊！（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