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運啟長篇紀實小說《湄河紀事》—回眸的陣痛與歷史的反思

人到晚年，總是免不了要進行一番對往事的回眸，這是人之常情，也是題中之義。但是，人是社會的產物，也是時代的寵兒。個人的回憶，總會與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和「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結。在經歷者看來，經過時間的淘洗，有些事情的本來面目和前因後果，會變得更加清晰、更加理性、更加沉重；有些問題總會處於一種否定之否定的思維怪圈之中。如果把這些親歷者的閱歷和思考，以一種文學的形式昭告於天下，那麼，對當事者是一種告慰，對年輕人是一種警示，對後來者是一種教訓。

《湄河紀事》這部長篇紀實小說，是作者借助於一個離休老幹部之口，以湘南湄河小縣城為背景，以個人的成長史和家族的變遷史為線索，對中國近百年來所發生的一系列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大事件及其影響，進行了真誠而痛苦的回眸、細緻而典型的描繪、悲情而沉重的反思。這本書，被納入臺灣博思客出版社的「傷痕文學系列叢書」。其寓意在於，從治國理念的歷史教訓中獲取清醒的認知與前進的動力，從人格塑造的異化中看清人性的複雜與詭異，從執政黨的地位與社會風氣的演變中掌握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金鑰匙，從民生民主民權的奮爭中明確現代人素質改造提升的責任與使命。

關於建國以來一系列的政治歷史大事件，中央已經作出了「若干決定」。這些已有定論的事件或結果，似乎沒有必要再次進行「揭傷疤式的」展示與宣傳。但是，作為一個典型案例的解剖或當事者的心靈獨白，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發現和挖掘一些對於現代社會生活有意義的參考價值和人文啟示。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有關決策與基層官場之間的人間亂象，更是給我們當前進行的依法治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提供了一個認識借鑒反省的視窗。

對革命內涵的重新認識，是該書的主要特點之一。

小說以「我」的視角、經歷和困惑為切入點，進入到中國宏大的歷史事件敘事中去，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和可信度。「我」的姓名是楚懷南，是一個被地主家庭的繼父所收養的貧苦人家的孩子。這種十分尷尬而窘迫的身份界定，為他以後的曲折成長經歷埋下了伏筆。他是以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建立平等的公有制、消除階級壓迫剝削的理念而參加革命的。之後他參加了學生的進步團體、抗日救亡運動、土改運動、工商業私有制改造、大辦鋼鐵、大躍進放衛星、反右運動、三年自然災害、文革運動和改革開放等歷史事件，可以說幾乎與時代風雲同步，並且一直在基層工作，先後擔任過鄉鎮幹部、副縣長縣長書記、市總工會主席等職務，因而具有親歷者、見證者和記錄者的多重身份。和他一起參加革命的幾位同學，後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或被敵人槍殺、或含冤而死、或遭打擊報復、或因講真話而窮困潦倒；對所有制的改造，以湄河縣紡織廠的變遷為案例，經歷了私有制-公有制-私有制的輪迴，使得生活於不同時代的三代人，對革命的定義有了切身的體驗和感受……這些，使「我」對革命的初衷和目的產生了極大的困惑和質疑。

其實，從中國革命的進程來看，革命的主導者也是在實踐中不斷深化著對革命的認識、探索和匡正的。儘管其間走了一些彎路、也犯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錯誤，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大多數及其精英們，還是在尋找中自我糾正、在摸索中自我完善、在困境中自我奮進的。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發生的一切事件，都是革命進程中的再認識再實踐之結果。革命的內涵，應該說包括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兩種形式。在某種意義上說，暴力革命是以生命的代價和政權的更替為標誌的，那麼，非暴力的革命，則是更加艱難更加長遠更加複雜的過程。因為後者包括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生產關係的改造和適應、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革和傳承、政權體制機制的創新和衍變等。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中國共產黨人是付出了一定的心血和代價的，幾代領導集體的前仆後繼，就是一種對革命信仰的堅守與堅持的明證。

可見，小說中所表現出來的困惑與質疑，是當事人的正常思維與必要反思，也代表了中國大部分有良心有責任心的人們的共同情態。革命的最終目的，還是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最大公約數，即實現民族復興百姓幸福的中國夢。除此之外，革命不能有任何以兜售個人和小集團私利的外衣而謀取的紅利。

對公正平等正義的理解與反省，是該書的主要特點之二。

現實社會生活是矛盾的集合體，是利益角逐的勢力場，也是各種悖論的大展臺。自從階級社會誕生以來，似乎從來沒有什麼絕對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公正平等正義。這樣說，不是為消極現象的負能量辯解，而是以一種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眼光去正確對待此事。由於所處的社會地位和身份環境的不同，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既定的歷史範疇之中：或在優渥的境況中承襲著祖先的庇蔭衣食無憂；或在個人的艱難奮鬥中脫胎換骨出人頭地；或傍依他人的提攜關照而飛黃騰達顯赫一時；或巧抓機遇順勢而生充當時代的驕子；或在底層生活中默默無聞窮困潦倒甘於平庸……這些民眾生態與心態，都是與時代環境地域社會的制約和影響息息相關的。

在小說中，「我」對於社會上一時氾濫成災的所謂潛規則，是恨憂交加的。從歷次政治運動來看，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前幾十年，基本上是一種人治的社會狀況——儘管也制定和頒佈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制度，但是，執行力卻是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諸如現在已經公開揭露、鞭撻和懲罰的那些社會毒瘤和醜惡現象，卻是在以前的社會生活中早已滋生萌芽了：貪腐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悄然進行、權錢交易在陰暗的角落裡污染著社會空氣、官場圈子的利用與滲透在買官賣官中編織著勢力場、權力尋租的氣息幾乎無孔不入無處不在、權勢的淫威上演以言代法草菅人命的鬧劇悲劇……這些可能只是局部的個案或偶發事件，但是，它的負能量和消極影響，卻是在中國社會的土壤裡生長出了一批封建主義官僚政客的毒苗，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靈裡遮上了一層陰霾。不言而喻，這些問題是與共產黨所追求信奉的公正平等正義格格不入的，也是與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背道而馳的。因此，「我」既痛恨這些腐敗現象與代表人物，又在憂愁中表達著一種焦慮擔心。小說中大量的內心獨白和靈魂叩問，真實地反映了一大批真正的共產黨人對革命事業的赤膽忠心。 公正平等正義，對這些概念的理解也是一個歷史的辯證的理性過程。如果人的公民權、話語權、生存權和知曉權都被他人剝奪和肆意踐踏了，這種最基本的權利內涵也就被人為地掏空了，而對其擁有與分享也就不復存在了，更遑論高層次的參與權、發展權了。公正平等正義的相對性，是與人格的尊重與人權的維護相輔相成的，也是在不斷變化、更新、深化中完成其人文啟蒙的意義的。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很有必要在社會轉型期裡補上這一課，尤其是對於領導幹部而言。

對為官之道做人原則的詮釋與踐行，是該書的主要特點之三。

小說中的「我」，一直在基層官場中周旋漂浮著，既有春風得意受人敬仰的時刻，也有遭人暗算失意困頓的境遇。對此，「我」卻一直堅守著為官之道和做人原則，對於貧困百姓蒙冤人士的救助、聲援、關懷和同情，以力所能及的姿態努力去做到，因而總是獲得一種民意的點讚和良心的慰籍。為官之道重在關注民生為民解憂，做人原則意在與人為善襟懷坦白。這兩者之間，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不會做人，自然也是不會為官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人們尊重和敬畏官員，不會是對其本人的品格和才華的仰慕，而是對其權利和身份的崇拜。因為這種官員身份與個人品格的游離、分裂和對峙，才會出現如此多的貪官污吏及其貪腐現象。而在部分官員中，當官就是撈錢、權利就是財富的官本位理念，長期以來一直成為一種魔杖支配著他們的言行。但是，對這種官員的魔咒卻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有的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有的飛黃騰達不可一世，卻最終身敗名裂遺臭萬年；有的臺上說人台下被人罵，如瘟神般可惡；有的表面道貌岸然淫威氾濫，卻背地裡男盜女娼強姦民意；有的曲解政策胡亂作為，把權利當作家天下的籌碼……凡此種種，在政治生態領域，已經極大地降低和危害了黨的威信，閹割和損毀了民意的正當合理的訴求與實現。因此，小說中以大量的情節和細節，證實了這個為官和做人的命題的詮釋，是那麼地令人揪心與煩惱。

說到底，為官和做人的一致性與兩張皮形象，是人性複雜詭異的證明，也是人格修煉程度的展示。不可否認，傳統文化的因襲與社會制度的痼疾，才是可能造成這種局面的客觀因素；而個人品德品性品味的陶冶塑造，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主觀原因之一。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領域，總是有著那麼一批真正為著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充滿浩然之氣的正直人，他們嫉惡如仇、剛正不阿、言行一致、捨身求義，就是一種人性光輝的凝聚者和釋放者，同時，也給普通百姓的生活帶來一絲文明希望的亮光。小說中，這樣兩種對立勢力的明爭暗鬥巧妙轉換柳暗花明，都是在現實生活舞臺上一齣齣人間悲喜劇的演繹。現在，給人以欣慰的是，中國的反腐敗鬥爭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弘揚著正氣，抑制著邪氣，懲治著腐氣。因此，該書以文學的形式較好地回應了這種時代的呐喊與法治的訴求，其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總之，《湄河紀事》小說，是對於歷史事件的一段截取和回眸，當然，在往事回憶的基礎上，也就擁有了一種真實的深刻度和反思的疼痛感了。它借助於一個身患癌症瀕臨死亡的老幹部之口，在還原歷史真相中，有著撕開傷疤透出鮮血的冷酷與震驚，也有著懺悔禱告呼喚的真誠與正義。作為讀者，我們可以從該書中看到中國歷史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走向脈絡，並且為著美好的明天而希望著、奮鬥著。

寫於2014.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