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12〕荷西統治台灣時期政經發展（三）

（全民專欄/陳天授）17世紀，西方政經發展的活動已從私人生活層面，轉而重視國家整體利益的發展。國際貿易活動大半為國家貿易的經營者，每家公司在取得經營特許證之後，等於就保障它在指定的地區享有特殊的貿易利益，如東士公司在斯干底那維亞與波羅的海沿岸、俄羅斯公司在俄國、商人冒險團在尼德蘭、東方公司在地中海沿岸、幾內亞或非洲公司在非洲、東印度公司在亞洲，以及其他公司在美洲各地貿易的特權。

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貿易，主要是從1600年，英國集資3萬英鎊成立了東印度公司為開端。1602年，荷蘭也集資650萬弗羅林（荷幣），設立荷蘭東印度公司。1619年，尤其是荷蘭在印尼巴達維亞建立貿易館後，積極整合亞洲市場，建立貿易網，發展各地的區間貿易。1621年，荷蘭又成立了西印度公司（WIC），壟斷了非洲及美洲的貿易利益。

17世紀，荷蘭聯合省不僅上端是七個各自保有獨立主權的小國家併合而成，包括菲仕蘭、荷蘭、吉德蘭、格羅寧根、上艾塞、烏特列支，以及西蘭等，而且下方每一個小單位之內仍有不少市鎮保留著若干獨立自主的性格，例如海軍是由5個不同的海軍樞密院掌握，阿姆斯特丹城自組郵局向海外通郵，共和國無外交部或外務首長，遇有全國性的事務才由全國會議受理。

作為荷蘭王室的特許公司，被賦予在它武力能克服的地區，執行締結條約、遂行戰爭、建築城寨、鑄造貨幣等等廣泛的政治、財政、司法、行政的國家最高權力的任務，企業公司的海外代表是執行帝國殖民地的開拓者，它不僅向亞洲世界展現了新興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難以阻擋的擴張銳勢，也向亞洲各國宣示了以航海技術和地理知識為主導的西歐文明，正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不單是為保護荷蘭在印度洋的貿易，並協助荷蘭掙脫西班牙統治的獨立戰爭。

當時的荷蘭、英國、法國乃至於後進的北歐諸國，都採用特許公司方式來經營海外貿易。特許公司在某種意義上，可追溯及中古後期義大利的簡單合夥及海上夥伴，或漢撒同盟，或英國的冒險商人。在這些中古貿易組織中，商人已學會聯合籌湊大筆資金、分攤風險及分配利潤的企業經營方式。16世紀，商人甚至吸起中古商人團結向地區君王爭取商業特權、分攤倉租、旅館費及旅行保護費的經驗。因此，在海外貿易發展時期得以發展出先前所未有特許公司的貿易組織。

從貿易組織結構的角度，早期荷蘭公司的組織都屬於臨時性質，當商人冒險以發行公債方式籌組商船隊，每次航行回航及商品出售後，立即做利潤分配，而下一次航行時再行匯集資金，也由於資本與利潤實難徹底分開。這種「調節性公司」直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立，它是第一個真正的「股份有限公司」，是由股東投資，股東只分配每次的淨利，甚至獲利經常還要繼續投資而逐漸轉型為成永久性的股份公司。

161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甚至要求對公司不滿的股東在證劵市場出售其所持有的股份，以回收其資本，貿易公司的資金才得以穩定，資本與利潤也才開始分開，並由國王的權力中獲得政治、軍事、外交等授權，來遂行其「無戰爭就無貿易」或「戰爭是為貿易」的強烈主張。

重商主義或稱商人資本主義的思想，約起源於15世紀中期，時間綿延300年，一直到18世紀中期工業革命萌芽、美國革命，和有「經濟學之父」尊稱的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在1776年出版《國富論》之後，重商主義才逐漸沒落。

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石慕勒（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指出，重商主義是探討歐洲各國國家經濟的發展、區域經濟、城市經濟、部落經濟，與家庭經濟的逐漸演變；每種類型的經濟發展代表著歐洲文化史上的某一階段，顯示不同政經環境的演變，而具有完備權力的政府機關往往戰勝了散漫的商業組織。

重商主義不是一個教條，也非一套既定的規則，重商主義只是一個政治經濟管理的配方，不論怎麼做，只要能強化國家的，都是好的。所以，重商主義不僅在於貨幣或貿易均衡的原理，也不僅在於保護關稅或航海條例，而在於更遠大的事務，即社會與國家組織的整個改造。

經濟發展改變了舊時封建制度，並以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代替了比較狹隘的區域經濟政策。商業資本主義的寡頭統治集團牢牢地控制著政府權力。歸根到底重商主義就是民族主義，也就是重金主義。

重商主義興起以前的歐洲國家，早已認為對外貿易所獲得的利益是要比在國內從事商業經營，更具有吸引力，因此特別加強往外擴大範圍的探險、開發與貿易，以及向新發現的地區和東印度群島的移民。擴張的結果也加速其他地區和西歐國家的結成為一體，雖然短期目標只是為了擴大市場，增加獲利機會，卻也因不斷地調適政經結構的轉變，創造了過去3個世紀裡以來，重商主義國家經濟成長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