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13〕荷西統治台灣時期政經發展（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重商主義的政經發展，主要還是透過所謂三種傳統經濟交換形式，儘管這些傳統交換形式從未單獨存在過，但都曾一時分別扮演重要角色。

第一種傳統經濟交換形式是區域性交換經濟，這種經濟形式至今還是許多低度開發國家的主要經濟特徵，這種交換形式最易受到財貨的供應不足以及地理範圍的限制；

第二種交換形式是命令式經濟交換形式，例如羅馬帝國時期，或者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形式，在這種計劃經濟中，生產、分配與商品價格一般都由國家機關一手控制；

第三種經濟交換形式是珍貴商品的長途販運，出現在亞洲和非洲商隊的貿易，雖然這種貿易可以擴及的範圍很廣，但所涉及商品的種類卻極為有限，諸如香料、絲綢、奴隸及珍貴材料等。

從1640年起，西班牙各口岸四分之三的貨物都是荷蘭貨船負責載送。進入阿姆斯特丹的船隻，以荷蘭船隻占有的比率最高。阿姆斯特丹原只是荷蘭北部的一處小漁村，原以北海漁業為主要產業，在16世紀末，為了因應捕魚及輸送波羅的海穀物的需要而改進造船技術，發展精良而低成本的船隻，才有發達的機會。

17世紀，又因國際貿易需要而發展金融業務，取代葡萄牙安特衛普及義大利佛羅倫斯，一躍成為國際商務、倉儲、造船與金融中心，被譽為「北方的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佔有萊茵河、馬士河、須耳河等三條河的地利，與所有發達的商業城市一樣，它是一個大鎔爐，一個想賺錢的人，最好是到這個沒有種族、信仰及國別歧視的地方來謀求發展。

阿姆斯特丹一部分的繁榮是靠雨格諾（Huguenots）教徒、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猶太商人建立的。這個城市因為提供有志於經商人的機會而馳名，甚至於包括要與荷蘭人競爭生意的對象，並且由銀行提供融資。

荷蘭資本主義寡頭統治集團的財富和權力，更多地依賴於它對世界金融網絡，而不是單純商業網絡的控制。因此，沒有統一的現代國家做後盾，能以一個真正的貿易和信貸帝國竟得以存在，這是最後的一次。

該地域創造新財富的優勢，充分藉由穀物貿易和海運服務的提供；尤其當發生飢荒、戰爭，以及不斷更新的戰爭技術，所需要更多、更強大火力的槍砲；海上的冒險也需要及武器裝備更好的船隻，大大提升阿姆斯特丹具備海上安全，和提供武器與戰爭物資的重要地位。

特別是從1614年起，在銀行業務開山鼻祖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支持下，當地開設了第一家商業性貸款的銀行，到了1640年左右，這家銀行更增加經營信託業務，流通私人資本，荷蘭的勝利是信貸的成功，即使外國商人在荷蘭也容易取得貸款。

荷蘭霸權的形成要素是靠國家和資本所結合的資本主義優勢，而將世界劃分為一個上帝偏愛的歐洲，和一個他擇性行為的殘餘地帶。重商主義是一種政治經濟體系，它隱含著政府對產業之間的特定關係，重商主義不僅是國家的政治主張，也是國家的經濟政策。

重商主義政策強調貿易順差，獎勵外銷，抑制非生產性商品的進口；主張國家機關為本國廠商提供關稅保護，並在國外賦予獨占經營的特許權；主張政府以國家財富來定義經濟福利，極力壓低國內消費；主張人口增加論，儘量壓低工資，使生產成本極小化；主張採用政策性降低利率，以減少生產與存貨的成本；主張政府應以達成充分就業為目標；在經濟心態上，也顯然有別於以前要求禁欲的傳統經濟。

從重商主義的時空條件下討論，重商主義可分為財政性和獨占性的重商主義，以及產業性重商主義兩者。前者曾實行於法國、德國、西班牙，以及清教徒革命前的英國；而後者則實行於清教徒革命後的英國。前者導致絕對王權的擴張，但近代資本主義卻無法發展；而後者的近代資本主義卻因而快速發展。

國家是商業資本主義急功近利下的產物，如果未能認清其本質，就無法理解何以在這段長時間中，重商主義支配的國家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實現商業資本主義商人的唯一目標是在能操縱政府維持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支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機關。

加上，重商主義明顯的重視地理政治上的權力，重商主義會產生國家主義，而國家主義則會產生管制經濟與獨占利潤的追逐，甚至於強調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導致爆發為爭取民族國家利益的殘酷戰爭。

同時，市場經濟具有地理上擴張的傾向，它超越政治邊界，並將越來越多的世界人口納入其影響範圍。市場對廉價勞力及資源的需求造成了經濟發展的擴散。各國政府為戰爭籌措資金，有了錢，官員才能支付軍火商、糧食供應商、造船商和軍隊的薪水，這種金融貨幣流通的體制就像個風箱，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民族國家的發展產生助長效用，而荷蘭正是當時資本累積與軍事技術合理化的領導者。

推行重商主義的君主或國家無疑在迎合一種時尚，但在更大程度上承認國家遭遇發展上的劣勢，需要扭轉或彌補。荷蘭難得實行重商主義政策，但每逢實行必定是發生在有外來的威脅時，如果沒有勢均力敵的挑戰對手，它通常就可以實行自由競爭，這對它只會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