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26〕大清統治時期政經發展（二）

（全民專欄/陳天授）「帝國」（Empire）是指一種政經體系的概念，它指的是在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度，權力相對高度集中，且以皇帝個人或中央政治機構為代表，而自成的一個政治實體。同時，「帝國」存在的基礎通常合乎傳統的合法性，然而他們往往鼓吹一種更廣泛的、隱含統一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導向。

大清帝國和它所取代的大明帝國一樣都屬「內向型國家」。大清帝國在滅掉東寧王國政權之後，江日昇《臺灣外記》記述：施琅往福〔建〕省，與〔戶〕部堂〔尚書〕蘇〔拜〕、督〔閩浙總督〕、撫〔指福建巡撫金鋐〕會議臺灣棄留。眾以留恐無益，棄虞有害，各議不一。琅遂決議主留。如果不是施琅力爭，大清帝國極可能放棄臺灣。

施琅〈陳棄留臺灣利害疏〉載：「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實中國之民潛至，生聚於其間者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為海寇時，以為窠穴。及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交予〕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1661年〕，為海逆鄭成功所攻破，盤踞其地，糾集亡命，挾誘土番，荼毒海疆，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六十餘年，無時不仰瘽〔殷切想念〕宸〔帝王〕衷。」

然而，任何一個強權國家（strong state）很難容忍一個長期敵對的弱勢國家（weak state），尤其是一個想要從根本上否定它正統合法性存在的弱勢政權。傳統中國自秦以後建構出來大一統的觀念，朝代的循環只是家族統治的更迭，政權的本質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仍然是統治者剝削被統治者，無論是漢唐的統一時期，或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時期，社會上地主和農民的衝突、政治上皇權與官權的衝突，從來沒有停止過，除了不同朝代有些程度上的差異。

傳統中國自漢、唐、宋、明、清時期以來的皇權體制，包括君主的領導地位、主政菁英在道德上的自我約制、官僚體系運用於百姓間關係的巧妙自我調節機制、備以援用的嚴酷刑法，雖然造就了自給自足長期不廢的中國文明，卻未能組織成有心追求進步的政府領導之下的單一民族國家。

這種皇權體制的特徵是：第一，君權無所不在，集大權於一人；第二，凡事皆政治化，連穿衣、禮教、書籍、繪畫等都帶有濃厚政治意味；第三，皇帝嚴禁任何對立的權威存在，避免其地位遭受威脅；第四，不放過任何可課稅的名目，以滿足其富貴生活的需要。

就政體來說，除開少數非常態君主個人的行為之外，大體上說，1千多年的君主政體，君權還是有限制的，能受限制的君主就能贏得人民愛戴。反之，它必然會遭遇被傾覆，破家亡國的命運，人民也都陪著遭殃。而所謂過去君權的限制，可以包括議的制度、封駁的制度、守法的傳統、台諫的制度和敬天法祖的信仰。

由於傳統中國廣大農業經濟具有的地區性與分散性，因此只有依賴帝國政府的集中與維持武力，才能夠把中國統一成一個社會。大清政府是由大約4萬名官員組成的、中央集權的、專制的半官僚行政機構的中樞，控制了所有國家及私人資源。

皇權政經體制它可以用行政命令改變財產的所有權，強迫徵收財務或強迫個人服從，一個縣令可以及民政、司法、財政所有大權於一身，在不違反皇帝獨裁大權的前提下，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皇權政經體制的高度中央集權化，州縣級的地方政府必須在上級的監督下，只能依命令行事。

大清皇權政經體制的政府組織型態，地方文治機關省之上，置總督，統轄二省或三省的政府部門。按總督原為行政文官，故為便於綜理軍務起見，例加兵部尚書銜；又為便於監察行政及審理刑名（司法）案件，例加都察院右都御史銜。省設巡撫，專理民政，在未有總督設置之省，則兼理軍務與刑名，例兼兵部侍郎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

省設有布政使掌財政，有按察使掌刑名，有道員監督行政。省下的部門設置府有知府，州有知州，縣有知縣；直隸州或直隸廳，直屬於省，地位略同於府；又有廳，即分府，地位略同於州縣，置有同知或通判。

大清政府以臺灣為孤懸於海外的區域，地方編制略有不同。文官體系最高者設正四品，分巡臺廈道有道臺；臺灣即迄（1885年）建省，以巡撫為最高長官，無按察使的專設；省以下並無州之設置，只設府有知府、縣有知縣、或直隸州有同知、通判等。至於道臺直接承屬的地方大員則為閩浙總督、福建巡撫、福建布政使、福建按察使，而中央管轄文官的則為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