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27〕大清統治時期政經發展（三）

（全民專欄/陳天授）大清皇權體制統治台灣，屬於地方政府結構的組織與調整，主要行政系統變遷大致可分為前、後期：前期從1684（康熙23）年臺灣隸屬福建省，至1884（光緒10）年臺灣建省；後期從1885（光緒11）年建省，至1895（光緒21）年臺灣民主國成立。前期又被稱之為消極政經發展時期；後期則被稱之為積極政經發展時期。

被稱之為消極政經發展的清治前期（1683-1884），其政府組織結構與變遷，可再細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683-1722（康熙22至61）年，所謂「一府三縣」，就是在臺灣知府，轄臺灣、鳳山、諸羅等三知縣。主要人事與事件，如：1684年，周昌任分巡臺廈兵備道、季麟光擔任諸羅縣首任知縣。1692年，高拱乾任分巡臺廈兵備道。1716年，諸羅縣知縣周鍾瑄編修《諸羅縣志》。1721年，藍鼎元隨族兄藍廷珍來臺平定朱一貴事件。1722年12月，康熙皇帝駕崩。

第二階段1723-1787（雍正元至乾隆52）年，臺灣知府轄臺灣、鳳山、諸羅、彰化等四知縣，及淡水廳同知、澎湖通判，並於1728（雍正6）年置臺灣道，為統治全臺的最高權力機構。主要人事與事件，如：1732年，大甲西社事件、吳福生民變。1768年，余文儀平定黃教民變。1787-1788年，發生林爽文事件。

第三階段1788-1874（乾隆53至同治13）年，臺灣知府轄臺灣、鳳山、嘉義、彰化等四知縣，及淡水廳同知、澎湖廳通判、噶瑪蘭廳通判。主要人事與事件，如：1806年，福州將軍賽沖阿因蔡牽事件來臺督剿。1810年，閩浙總督方維甸為漳泉械鬥的善後來臺。1821年，姚瑩任分巡臺灣兵備道（1838年回任）。1833年，周凱權任分巡臺灣兵備道（1837年真除），程祖洛為處理張丙善後事宜來臺。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分巡臺灣兵備道姚瑩與臺灣鎮總兵達洪阿，督辦臺灣防務。1848年，徐宗幹任分巡臺灣兵備道。1862-1864年，發生戴潮春事件，1863年丁日健任分巡臺灣兵備道。1874年，發生牡丹社事件。

第四階段1875-1884（光緒元至光緒10）年，臺灣知府轄臺灣、鳳山、嘉義、彰化、恆春等知縣，及澎湖通判、卑南同知及埔里社廳通判；臺北知府下轄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等三知縣，及雞籠廳通判。主要人事與事件：1875年以後福建巡撫沈葆楨、王凱泰、丁日昌先後以福建巡撫身份來臺。1881年，劉璈任分巡臺灣兵備道。

被稱之為積極政經發展的清治後期（1885-1895），其政府組織結構與變遷的情形為：臺灣知府轄臺灣、彰化、雲林苗栗等知縣，及埔里社廳通判；臺北知府下轄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等三知縣，及基隆廳同知、南雅廳通判；臺南知府轄安平、鳳山、嘉義、恆春等四知縣，及澎湖廳通判；臺東直隸州設知州。主要人事與事件，如：1885年，劉銘傳為臺灣首任巡撫，巡撫乃兼文武統帥之職。1886年，閩浙總督楊昌濬為臺灣建省事宜來臺視察。1891年6月至9月，沈應奎布政使署理巡撫。1891年11月至1894年10月，邵友濂任巡撫。1894年10月至1895年5月，唐景崧布政使署理巡撫。1895年5月25日至6月6日，唐景崧擔任永清元年的13天臺灣民主國總統。

清治時期臺灣的行政劃雖然有規劃，但都屬於被動性質，而且又與社會治安有關。特別是在1723（雍正元）年，由於中部、北部人口增加，而增設彰化縣和淡水廳，並且分別在彰化和竹塹設立縣治和廳治，可是淡水廳的知事，因為官署暫居彰化，乃至有因畏懼原住民族的襲擊而不敢到任地去，而是駐在有舟運之便的臺中縣大甲一帶，遙遙指揮政務。從1728（雍正5）年到1788（乾隆53）年的60年間，臺灣行政區的增設與改稱，都與大清帝國嚴禁漢人越界開墾、居住，乃至於嚴禁彼此交易、往來所引發糾紛的社會治安問題。尤其在劉銘傳階段的開山，設撫墾局，為台灣政經發展的重要決策。

臺灣在歸屬大清帝國統治時期，基本上是位處地方政府型態的建省及郡縣分治情形。1885（光緒11）年，在臺灣建省以前，原本只設2府8縣，勉強建省的話，有名實不相稱；而臺灣各縣地遼闊，也須添官分治，如彰化、嘉義、淡水、新竹四縣，因此在建省後，行政區劃的調整遂成當務之急。

在新設與調整職官方面，將設臺灣巡撫，並新設臺灣布政使，統籌省內兵餉、稅務、土地田畝及各省協餉事；增設臺灣知府、臺灣縣知縣、雲林縣知縣、苗栗縣知縣、臺東直隸州知州等；調整臺灣總兵官、澎湖總兵官及臺灣道的相關職權。

1875（光緒元）年，福建巡撫沈葆楨夏秋駐福建，冬春駐臺灣。同年2月，臺灣正式全部開放，大陸人民終於可以自由移民臺灣，進行土地開墾。又因開山撫番，而於臺東置卑南廳，埔里社置中路撫民理番同知，基隆置北路撫民理番同知。

清治前期的消極政經發展，隨著農業與土地開發的逐漸向臺灣北部移動，促進北部經濟活動的熱絡，也影響了政治中心的北移，但是人民的開墾在前，官署的服務在後，仍有許多番界土地無所屬，導致盛行採取法外變通的處理番漢土地方式。這種於法不合的處理移民與土地爭議，造成地籍、戶口不清，以及嚴重的逃稅問題，凸顯清治前期還有許多墾殖疆界並未廣及至全臺灣，尤其是東部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