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62〕余英時歷史學術文化資源的創新轉化（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第6則：余英時談儒家資本主義精神，其代表作《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該書特別的地方，就是余英時的老師楊聯陞為其寫前序〈原商賈－余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序〉，與劉廣京寫〈後序：近世制度與商人〉，和余英時自己寫的〈自序〉和〈序論〉。

余英時在〈自序〉中指出，本書所研究的是明清商人的主觀世界，包括他們的階級自覺和價值意識，特別是儒家的倫理和教養對他們商業活動的影響。這是現代中日社會經濟史學家所比較忽略的問題。

中國經濟社會史溯自15世紀以來，「棄儒就賈」已是普遍出現的現象。明清時期的中國也可以說是「士魂商才」的時代。不過中國的「士」不是日本的「武士」，而是中國所謂士大夫的「儒士」，也就是現代所稱的「知識份子」。余英時關心「傳統與現代化」的議題，特別是其所涉及中國文化在西方衝擊之下的轉型，他把儒家歷史學當作儒家人文主義的基礎。

余英時對於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呈現的歷史現象，諸如現代企業與社會關係的形成、組織與發展，對於私利的定義與價值的肯定，以及經濟利益的倫理與道德之間的分際，特別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功能都有深入的論述。

余英時認為儒家思想是不可能當作意識形態的，不可能用它來規劃公共領域。對於資本主義的只有「手段合理」，而社會主義只有的「目的合理」，兩種合理都達到自我矛盾（paradox），如果由此推論到儒家倫理和東亞四小龍經濟發展的關係，他認為後者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當今「儒學資本主義」的概念是否可以形成？值得深入探討。譬如在中國的明末清初，從16到19世紀商業特別發達，商人的地位也提高，哪為什麼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和儒家倫理及思想有沒有關係？有的話，是什麼關係？沒有的話，中國商人的精神淵源又是從那裡來的？余英時也特別呼籲學者從比較思想史的立場，留意東亞國家日、韓、越等儒學的發展。

我們可以說余英時的儒家思想，乃至於學術思想體系是結合錢穆對中國文化執著，與胡適對西方實證科學優點的融合而成的一家之言。他在學術思想上的並不認同新儒家在思想文化傳承上的形塑學閥派別。余英時有如業師錢穆的不立門戶，可是從現在余英時思想受到當前華人世界的影響已蔚成一股「余英時學」熱潮。

用現在的話來比較：狹義的新儒家提倡的道統是很抽象，而且是不接地氣的。余英時認為，現代儒學必須放棄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想法，然後儒學才真能開始它的現代使命，即明清儒學所開啟的「日用常行化」、「人倫日用化」，乃至於「現代人間儒學」的觀點。（參閱：〈中國式人間學管理的探討〉，引自《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三）：自由主義與民主篇》，元華文創，2018年8月，頁303-315，照片如附）。

如果從「文化即日常生活實踐」的文化資源創新轉化，當前台灣產業與企業界正夯的流行「文化創意產業」和「美學產業」，那中華文化和儒家文化在中華民發展的「本土化」，就有其可觀的未來性，台灣根本更沒有存在「去中國化」的問題。

余英時有「當代胡適」之譽，胡適、林語堂、錢穆與余英時等學人，或是張大千等藝術家的文化資源可以充分運用，來創新轉化成「文化創意產業」或「美學產業」的一門顯學。這是我衷心期盼的，也是我目前在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教學的重要理念與目的。（作者現任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