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63〕《筆記與對話：台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出版後記

（全民專欄/陳天授）17歲的那一年，我發表了生平的第一篇文章，就似乎已經注定了我要走閱讀與書寫的路了。之後生活的不論為讀書和為工作，我總難再脫離了這個範圍圈了。2016年8月1日，我正式告別了教職專任的工作，從此以一種轉換心情的方式，開始審修自己數十年來蒐集的檔案資料和發表過的文稿。這本《筆記與對話：台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也就是完全在這一心境下完成的。（參閱：陳添壽，《筆記與對話：台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方集出版社，2023年6月，總頁數306面，照片如附）。

我的整理文稿和書寫，總是從自己最清晰的人、事、物開始做起。屈指算了我退下來的7年期間，已經審修出版了《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一）至（卷七），預定今（2023）年9月出版《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八）：文創產業與法政篇》之後，我這將近200萬字的文稿即可告一階段。

與台灣政經史有關的「地方學」書寫，也是目前我正進行撰寫的主題。現在已經完成針對我的自述文體，來結合「台南學府城」與「嘉義學諸羅城」出版的〔雙城邑瑣記系列（紙本書5種）〕，包括：《拙耕園故事—我的百歲母親手記》、《台南府城文化記述》、《稻浪嘉南平原》、《時光的流轉—台南府城文化風華》、《紀事下茄苳堡—台南府城歷史情懷》。

還有已經結合「台北學城南」的〔蟾蜍山瑣記系列（電子書5種）〕，包括：《近代名人文化紀事》、《文創漫談》、《生活隨筆》、《生命筆記》、《兩岸論衡》。

當前出版的這本《筆記與對話：台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則是結合「台北學城南」的〔溫州街瑣記系列〕的紙本書之一。

我在這本《筆記與對話：台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的〈自序〉寫到，台灣百年歷史就從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20年代算起，這時期的台灣、澎湖都還在日本殖民體制的統治之下，直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將台灣、澎湖歸還。1945年至1949年，是台海兩岸非常短暫統一的時期。當1949年年底，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撤退到台灣來，並且開始實施戒嚴體制的統治，一直要到1987年的解嚴。由此，這百年以來的台灣文學，是在日本殖民體制與國府戒嚴體制的雙源匯流所發展出來的文學。

台灣戒嚴文學時期，又可概略將蔣中正總統主政（1949-1974）的「文藝政策」，與蔣經國總統主政（1974-1988）的「文化建設」等兩個不同階段的分期。台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凸顯了政治與文學（藝術）之間關係各有不同階段的特色。

於是我選讀做了筆記：五四文學運動以來代表「自由文學」的胡適之先生，和代表「抗日文學」、「反共文藝」的張道藩先生，以及代表「殖民文學」、「文化建設」的陳奇祿先生。他們三位也都各深具有每階段性文學歷史的政治意涵。詩人周伯乃先生，他曾任「道藩文藝基金會」副董事長，和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委陳奇祿的秘書等要職，他本人又得過多項文藝獎項，而且文學著作等身。最難能可貴和機會的是他今年已經高齡90歲，還樂意與我進行了這縱橫台灣百年文學的對話。所以，書第一部分是【筆記胡適自由文學】、第二部分是【筆記張道藩文藝政策】、第三部分是【筆記陳奇祿文化建設】，和第四部分是【對話周伯乃文學風華】。

這本《筆記與對話：台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的出版，其文稿主要匯集來自我在本《台灣商報》專欄，陸續整理發表〈閱讀胡適筆記〉的一部分有關自由白話文學文字外，所加上〈閱讀張道藩筆記〉、〈閱讀陳奇祿筆記〉的文字所組構完成的。

現在我除了將〈閱讀胡適筆記〉的另一部分有關政治民主的文字外，預備再加上〈閱讀葉公超筆記〉，和〈閱讀余英時筆記〉，以及我擔任與談李顯裕博士研究余英時的對話文字稿，匯集為《筆記與對話（續集）：戰後台灣胡適葉公超余英時的言論記述》，列入是我撰寫〔溫州街瑣記系列〕的紙本書之二。

這是我在《筆記與對話：台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出版之後的再次自我期許。我相信「永恆的東西永遠能帶來新意」，小津安二郎（1903-1963）的「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這話始終在我的耳際叮嚀著。「生活是閱讀，生命即書寫」，已成為我如王維的詩「晚年唯好靜」的寫照了。（作者現任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