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續談02〕臺灣成為國際學術研究中華民國的重鎮

（全民專欄/陳天授）今（2023）年適逢前總統李登輝百歲誕辰暨逝世三週年，本（7）月29日、30日，國史館舉辦《李登輝總統僚屬故舊訪談錄》及《李登輝總統資料庫》新書發表座談會，以及「民主與民主之外—李登輝百年誕辰紀念學術討論會」的重要活動。

發佈《李登輝總統僚屬故舊訪談錄》（上下兩冊），國史館長陳儀深致詞時表示，這書的主要內容，包括李登輝副總統任內，如何執行前總統蔣經國交付的開放大陸探親工作，以及被選為總統以後，朝野國是會議的召開、兩岸之間是否有九二共識、集思會的起落、戒急用忍政策的形成、幕僚小組的運作，以及用非正式管道處理台、美、日關係的「明德專案」等，在在顯示李登輝完成的台灣民主化，是在兼顧內外環境的條件下才能進行，過程必須群策群力、甚至朝野合作才能完成。

前總統李登輝二女兒李安妮於出席活動時表示，她不管父親做的事情是不是「台獨的基礎工作」，但她認為，都是朝向台灣的意志，也就是要把台灣人給建構起來。「不管是台灣人、日本人也好，我父親就是去鼓勵做為這個國家的國人，要有自己的自信心，要有自己的主體意識。」

李安妮指出，站在李登輝基金會也會全力支持寫跟李登輝相關的書籍。她也說，對於蓋一個李登輝紀念館會覺得這是偶像化，但是如果有個場所，經過很好的運用、並公共財化後，李登輝遺留下來的就會是一個有歷史文化的東西，這也不是一個小小家族或基金會所能做，而是必須眾志成城。所以，她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掙扎，認為應該把爸爸遺留下來的公共財化、讓所有台灣人所擁有。

承上述，我另外注意到的一場講演，是29日下午日本學者松田康博在演講〈探索巨人的足跡：李登輝總統與他的時代〉時表示，李登輝作為總統發揮3種平衡感，首先是黨內外的權力平衡，再者是政策議題的保守與改革，第3則是新大陸政策及務實外交的平衡，即追求開放與抵抗的平衡感。他還指出，在民主化、本土化的進展以及台灣主體性的確立，李登輝在2000年卸任總統後，仍是一位有足夠餘力及影響力的政治家（statesman）。有人形容李登輝「講國語時像國民黨官僚，講台語時像帶有流氓氣質的台灣政客，講日語時像大學教授」；也就是說，李登輝的「我不是我的我」，還具有更複雜的結構。

另一場則是30日上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林孝庭的視訊〈李登輝主政時期臺灣對外軍購議題再探究〉。林孝庭提到，李登輝在執政晚期，曾與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北韓秘密接觸，設法分散台灣對外軍購管道來源，避免單獨依賴美國所形成的劣勢益加惡化，並談論李登輝主政時期幾項重大軍購突破，讓台灣整體軍事力量與武器品質獲得提升，並奠定此後數十年台海防衛的重要基礎。

30日上午，還有另外一場的是，政大教授薛化元論文發表的〈政治路線的延續與斷裂：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政治改革與蔣經國的政策〉。薛化元認為蔣經國時期的改革是有限度的，而李登輝大致承繼了蔣經國的政策，但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調查與補償、台灣歷史文化的傳播與發展、國會全面改選、務實外交等方面具有突破性。

他認為，李登輝作為蔣經國學校的學生出身，而成為蔣經國的副總統。這樣的政治安排，是在強人威權體制的架構下展開的。蔣經國主政後，面對失去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統治的外部正當性受到嚴重挫敗的狀況下，尋求在內部勉強維持「一個中國」的國家定位架構，推動有限的政治改革，並稍微在外交政策，做了彈性的調整，特別在晚期不再強硬的主張「一個中國，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參閱拙作《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四）：民族主義與兩岸篇》，照片如附）。

薛化元表示，李登輝在主政的初期，則延續此一主張，在1990年再當選總統後，針對原本的政治路線，做了大幅度的轉折。持續的改革如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國會全面改選在內的憲政改革，以及對外務實外交，乃至處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國統綱領等，使得台灣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並在1996年得到國際上自由之家的評比承認。李登輝掌權時期，將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基礎奠基於台澎金馬的民意之上，明白地展現了李登輝政制改革路線與蔣經國路線不同的一面。

我把這次國史館舉辦的活動，分別聚焦日本學者松田康博的演講、美國胡佛研究所林孝庭的視訊，以及台灣政大教授薛化元的論文，意在凸顯國際學人對於李登輝主政時期的研究，奠定了「李登輝學」的成為顯學，和《李登輝總統資料庫》與年底移回國史館典藏的「兩蔣日記」，都將有助於提升台灣成為國際學術研究中華民國的重鎮。

附帶要提醒的是，上述的這些重大議題亦涉及「台灣有事的日本有事」、「美國對台關係的增售武器」，以及「蔣經國李登輝的大陸政策」等等，都將延燒成為2024年總統大選的熱門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