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四談23〕臺灣「以軍領警」治安史論述稿（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為確保治安工作，將原屬任務編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以國家安全局之名，被正式納歸到模仿美國的國家安全會議而設立「國防會議」（1967年改名「國家安全會議」）之下，由蔣經國擔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

該會議不經立法程序，不必向國會負責，卻掌握大權，不僅各特務單位必須對其負責，必要時連相關部會首長亦須接受節制，人稱「太上內閣」，該會之下設有「國家安全局」，負責協調並監督各特務機關。

另外，孫立人以陸軍總司令因抵制蔣經國推動的政工制度，導致後來所引發1955年5月，陸軍步兵學校少校教官郭廷亮以匪諜案被捕，接著又有三百多位軍官被捕，經過審訊後，共有三十五名由軍事法庭起訴判刑，時任總統府參軍長的孫立人被迫辭職，並軟禁三十多年的所謂「孫立人事件」。

1958年，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成立，接管原保安司令部等單位所負責的戒嚴、警備、出入境管理、文化檢查、郵件檢查、軍法審判等業務。除此之外，改組後的國民黨海工會、陸工會、社工會，及憲兵、外交部情報斯等單位，雖各有職司，但是都必須向國安會彙報。

另外，檢視硬式威權治安的「《自由中國》雜誌事件」，主要是胡適、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人士，自1949年11月20日創刊至1960年9月1日，被迫停刊的《自由中國》雜誌的批評。

《自由中國》一開頭是受到蔣介石支持的，立場明顯，就是支持蔣介石的反共抗俄政策，胡適擔任名譽發行人、實際發行人是雷震。1951年6月，發生〈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社論開始，《自由中國》為了爭取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先後和主政者的思維多有衝突，其中犖犖大者如1956年〈祝壽專號〉、1957-1958〈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出版法修正案〉等，都引發警總等情治單位的關注與干擾。1959年，反對蔣介石的三連任之後，關係方才破裂。

1960年，蔣介石以增訂臨時條款方式，總統任期將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的限制，和中央民意代表不用定期改選的延續硬式威權政權時，《自由中國》雜誌嚴厲批判的最終下場。

1960年9月，雷震等人在警總偵訊後，及由軍事檢察官起訴，認定雷震「散播無稽謠言，打擊國軍士氣，煽惑流血暴動，蓄意製造變亂，勾通匪諜份子，從事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包庇掩護共諜」，審判庭作出「雷震明知劉子英為匪諜而不告密舉發，處有期徒刑七年」，以及「連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處有期徒刑七年」，被判決須合併「執行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七年」。

12月20日，《自由中國》雜誌於正式宣布停刊，雷震與高玉樹、李萬居、許世賢等臺籍人士，和青年黨夏濤聲、民社黨蔣勻田等多人，預定於1960年5月18日，成立「中國民主黨」的反對黨工作也就胎死腹中。

另一扮演批評政府言論的雜誌，是創刊於1957年而結束於1965年的《文星雜誌》。雖然「文星」發刊詞標示的三項性質是：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在這種性質的內涵之下，它是「啟發智慧並供給知識」，所謂「啟發智慧」是現代人「生活的」必要條件，它的範圍當然囊括了思想上的開明和人權上的保障，所以「思想的」討論，也自然屬於「文星」雜誌的一個主題。

《文星雜誌》的為自由民主的奮鬥訴求，難逃被警總發動圍剿、被封殺、被刑求、被下獄，而繼《自由中國》事件之後的下場。1964年，臺大教授彭明敏、魏廷朝等人撰擬〈臺灣自救宣言〉，也都在政府的監控和壓制之下，也同樣有人因叛亂罪而遭到入獄的悲慘遭遇。

這些為推動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言論，其相對於武裝奪權和非法組織政黨的權力運作，都只是還停留在標榜延續「五四」精神的啟蒙運動和對「東西文化」的論戰框框，純屬於部份知識分子的爭取言論自由層次，並未能對硬式威權型政治性政權產生威脅。

對比於硬式威權治安造成衝擊的是選舉議題，臺灣地方自治選舉到了1963年有李萬居、郭雨新、許世賢的當選省議員，1964年有高玉樹當選臺北市長、葉廷珪當選臺南市長、林番王當選基隆市長、黃順興當選臺東縣長，1968年有楊金虎當選高雄市長，但反對人士仍然只是在硬式威權體制實施黨禁、報禁的有限度環境下，滿足少數地方政治精英的參政冀望而已。

當面臨大陸選出的中央民代日漸老化、凋零的嚴重問題時，硬式威權為避免造成法統統治合法性危機引發治安議題。1969年，在臺灣地區舉辦增補選，反對人士也只有郭國基，及黃信介等少數所謂「黨外」人士，順利當選得以進入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不管是在中央或地方的選舉結果，在硬式威權的權力結構上，反對人士並未能實際整合成有組織的黨派。

這些零星政治性權力突圍，對於當時硬式威權體制的權力結構，根本無法撼動或制衡蔣介石所建立的威權統治。基本上，也都只是屬於微弱的「孤星式」抗爭。因而，硬式威權治安的弱化機會，也一直要等到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總統過世之後才有鬆動的趨向，但也是在不動搖國民黨威權統治臺灣的基礎下逐步展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