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四談22〕臺灣「以軍領警」治安史論述稿(三)

（全民專欄/陳天授）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復任總統職務，並以電報告知李宗仁，希望他以副總統的身份做專使，在美國爭取外援。同時，為了強化治安工作，並將原非正式單位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稱「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由蔣經國擔任這個「資料組」主任，推動在臺灣的特務重建工作。4月，臺灣開始實施綏靖與清鄉的治安工作。

當蔣介石復職總統後，隨即宣布成立國防部總政治部，重建軍隊的政工來加強思想教育，竭誠服膺領袖的領導，並透過黨的組織建置來掌握軍隊。1950年4、5月，戰事再失利，國府相繼棄守海南島、舟山島，轉而全力固守臺澎金馬，國府從抗日勝利的頂峰跌落到成為撤退臺灣的歷史悲劇。

政府面對兩岸戰爭局勢和鞏固領導中心，乃透過強化硬式威權治安結構的重組，首先進行中國國民黨的改造工作，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的目的在：第一、明定黨的屬性為革命民主政黨；第二、裁撤中央監察委員會，採評議委員會制，促使領導更趨於一元化；第三、注重基層組織與民眾團體；第四、建立幹部制度；第五、確立新的黨政關係。

改造的目標是要貫徹以黨對政、軍、警、情治，及工會、商會、漁會、農會、青年、婦女、文化界等社會團體的指揮機制，建立「以黨治國」的威權體制，並強烈主張代表的是中國合法正統，不容許有任何反對言論和行動的對政權提出挑戰。改造時間是從1950年8月起到1952年10月，國民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日止。

黨組織改造的結果，關於基層組織的充實，幹部制度的建樹，黨政關係的確立，教育訓練的實施，文化事業的鼓勵，民眾運動的發展，社會調查的舉辦，設計研究的進行，大陸工作的策劃，海外黨務的發展，紀律與考核的執行，以及財務與黨營事業的整頓，較之於改造以前，顯然已有相當的成績與進步。由於黨政關係制度的建立，各級黨政民意機關中政治小組，政治綜合小組，以及黨團的運用，使黨政工作互為表裏，相得益彰。

1952年10月，國民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並通過修改黨章，藉由中央委員會的組織結構，接掌原已運作的中央改造委員會職權。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則透過中央常務委員的權力核心執行黨務工作，對中央委員會負其責任。這次的全國代表會議結果，正式宣告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所謂的CC派)、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重量級人士，和閻錫山、白崇禧、楊森等多位將校紛紛被解除軍職，而被排出權力核心，蔣介石總統兼國民黨總裁第一次完全控制中國國民黨，硬式威權體制獲得更進一步的鞏固。

政府為鞏固硬式威權體制還採取凍結總統、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只局部開放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方性選舉，會有這樣的選舉方式的考量，一方面可以凸顯實施民主政治，另一方面也使人們能有效地表達言論的自由，而且只需要花費極少的成本。

對於中央民意代表方面，立委、監委則依據大法官1954年1月30日釋字第31號解釋：「在第二屆委員未能依法選出集合與召集以前，自應由第一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繼續行使職權」；國大代表，則適用憲法第28條「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為止」的條文。第一屆國大代表的任期與立委、監委一樣，實際上無限期延長，形成舉世罕見的「萬年國會」。

對於不會影響權力結構的地方性選舉。1950年4月，政府依據制定的《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卻發生1950年中再度審理包含省長民選在內的《省自治通則》法案，並進入二讀，由於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陳誠主張應該慎重其事，使得審議中止，因而出現臺灣省主席陳誠所提出的臺灣省長民選法案，竟被自己擔任行政院長所否決的矛盾情事。

1951年12月及1954年4月，分別選出第一、二屆臨時省議員；1957年4月及1960年4月分別選出第一、二屆省議員；縣市長則於1950年10月、1954年4月、1957年4月，及1960年4月，分別選出第一屆至第四屆的縣市長。

戒嚴時期一黨優勢的選舉，被批評這是透過籠絡地方政治精英，及結合地方仕紳的雙贏策略，政府實施既能以民主選舉號召，又能兼顧確立威權體制社會治安的有效雙軌制，繼續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戒嚴令〉，限制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及新聞等自由，並強調以「法統說」來掌控國會的權力運作。

1952年10月31日，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強制規定所有高中以上學生為當然團員，團員必須信仰三民主義、宣傳三民主義，以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凡有背叛三民主義者以違犯團紀處理，強化了黨、政與團的整體施政模式。

救國團本身擁有《幼獅通訊社》、《幼獅月刊社》、幼獅廣播公司、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和各地的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各類型青年活動，加強與青年的聯繫和輔導；並且採取與國民黨各縣市黨部相平行的組織建置，來配合推動黨的工作，做為國民黨領導青年並儲備青年黨員的機構，達成如同1947年9月國民黨第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統一中央黨部團部組織案〉，將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國民黨進行黨團合併模式。

藉由「黨團合一」、「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結構體制完成，不但確立國民黨在臺灣一黨獨大的優勢，和鞏固以蔣介石和培植蔣經國為權力核心的硬式威權體制。1952年12月，當時臺北縣剛選出縣議員，保密局獲悉石碇鄉一帶有地下共產黨的武裝基地活動，由谷正文指揮保密局人員前往搜捕，爆發「鹿窟事件」。

1953年6月，政府制定《警察法》，凡警察之組織、職權、人事、教育、經費、設備，警察權由中央與地方行使的事項，皆訂有規範可循，並通過工礦、森林、外事等專業警察的相關組織規程。

1954年3月，發生吳國禎因在臺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任內，反對蔣經國搞救國團的工作，除了不給予經費資助之外，還指責該團為希特勒的法西斯集團和共產黨的共青團，導致吳國禎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事件。

1954年，政府實施〈臺灣省警察政訓工作綱領〉，凸顯臺灣省警政工作配合反共抗俄的需要，及符合政治改革的要求，以堅持三民主義革命政策統一警察人員思想，團結警察人員精神，激發工作情緒，改變警察氣質，養成優良紀律，促進警民合作，完成國民革命第三期任務，突顯戰時革命警察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