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28〕大清統治時期政經發展（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被稱之為積極政經發展的大清帝國統治台灣後期（1885-1895）政府型態，始於1885（光緒11）年，劉銘傳在臺灣接事，臺灣建省，改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兼理提督學政，設巡撫衙門於臺北，置布政使司理全臺財政。臺灣何時建省？雖有1885年10月12日（光緒11年9月5日），與1887年9月17日（光緒13年8月1日）的兩種說法。揆之實際情況，應是1885年建省，1888年福建與台灣正式分治，而其中的這期間是為緩衝階段。

承上述，行政區域的組織與調整，原為荷蘭、明鄭東寧王國、大清國的島都府城，隨著巡撫任所，暫時遷到剛建設好的臺北新府城。因此，南部大城不再是島都，不能再稱為臺灣府，而只是臺南府了。而官方決定在中部彰化附近的橋仔頭（橋孜圖，今臺中市南區）設置新省城，新省城規劃完畢，也著手興建衙門，新省城也是新臺灣府的所在，惟截至1895年的臨時臺灣省會，仍暫設臺北府。

大清帝國統治臺灣實施積極治理政策的時期，希望「以一隅之施，為全國之範」，將「臺賊多自內生，鮮由外至」的臺灣兵備方針改為以外備為重。臺灣武官體系全臺最高武官是總兵官，直接承屬水師提督、陸路提督、督撫、地方將軍，中央則是兵部；臺灣總兵官下屬副將，分水路、陸路兩種，下屬參將、游擊、都司、守備等四個職位的中級武官，下屬千總、把總兩個職位的下級武官，下屬外委千總、外委把總，而最基層武職中的下級官兵，稱為額外外委，與營兵一同配合渡海而來。

1840（道光20）年，尤其是到了鴉片戰爭後，緊接著太平軍崛起，各地督撫因組勇營剿太平軍而地方勢力大增，其地方上的用人行政權落入督撫手中，臺灣的職官也受此大勢影響，湘系為閩浙總督時，總兵、道臺都全是湘系，如左宗棠當閩浙總督時臺灣總兵士劉明燈，臺灣道則是吳大廷；淮系若佔優勢則自中央到地方都是淮系的天下，如李鴻章當北洋大臣，臺灣巡撫則是淮系的劉銘傳，使得朝中的湘淮派系之爭也在臺灣出現，平添施政困擾。此外，地方大員的籍貫也深深影響到行政的運作和官員的任命。

大清帝國臺灣建省初期勇營的駐地、軍力和布署，不斷地發生湘軍與淮軍的派系鬥爭，彼此牽制而削弱軍力的情形。加上清政權對臺灣人不放心，班兵輪班，泉州子弟兵不能駐紮泉州人的村落，派駐臺灣的政府官員薪水，被限制在臺灣只能領取少部份，其餘部分由眷屬在大陸支領。而臺灣建省與福建分治的結果，也是臺灣逐漸脫離中國羁絆的開始，日本軍國主義趁機的逐步取得臺灣市場利益，更堅定其強佔臺灣政權的野心。

大清帝國時期實施的總督巡撫皆帶有督御史衘，名義上雖以布政司使為行省長官，而實際權力則在督撫手上，導致偏重軍事統治的性質。此種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在平時足以障礙地方政事的推動，而增加地方與中央的隔閡，而當一但中央政權削弱，各行省轉而容易造成為反抗中央分區割據的憑藉。於是清末督撫權力關係的變化，形成民國初年的督軍，和後來的軍閥割據，以及甚至於導致中華民國政府的移轉來到臺灣。

檢視大清帝國的行政制度，重文輕武、中央集權、所有法制全國一律，皇帝向全民抽稅，凡有職能的官位不能遺傳，除了皇位之外，能遺傳之爵位則無實權。至於地方行政事物大致採縣及州府以下的委任給當地的行政機關，臺灣的地方政府制度當然不例外。清治時期臺灣的地方政府首先是將其大分為城市和鄉村兩種地區。

以臺灣鄉村組織為例，除設置官方職員的地保之外，還設有自治人員，如總理、莊正、董事、老大等，其職任由墾戶（大租戶）、業主（小租戶）、殷戶（資本家）及德高望重者經廳、縣認可後擔任，其職責由維持村落治安到戶籍、稅賦、公共事業等項目。

1895年（光緒21年），日本以朝鮮內亂為由向大清帝國挑釁，東南沿海戒嚴，臺南為東南屏藩，大清帝國以布政使唐景崧（廣西壯族人）為巡撫，調兵渡臺籌畫防守，但北洋清軍戰事不利；同年3月23日，大清帝國詔令北洋大臣李鴻章為全權大使，與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議和，割讓臺灣、澎湖。

5月2日，丘逢甲倡議成立臺灣民主國；5月23日，宣告成立新政府，發表〈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臺灣民主國新政府各部門分設於臺北府舊衙門裡，議院設在前籌防局、內閣閣員包括軍務大臣、水師大臣、內部大臣、外務大臣，機關都設在前藩司衙門（布政使司署）；主要武職官員有南部總司令劉永福，義勇統領丘逢甲鎮守中部，水師提督楊岐珍統領北部。

新政府首要任務，即是發電通知列強，企圖贏得各國承認新的民主國。在臺灣領土已割讓給日本的情況下，除了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供應武器軍火、金錢支助之外，至於冀望列強的承認主權，可謂癡人說夢話。唐景崧總統主政下的臺灣民主國，該政權僅存在13日即告瓦解，大清帝國統治臺灣時間的212年，也正式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