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35〕大清統治時期政經發展（十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1861年，臺灣被強制開港後的輸出品，包括：米、靛藍、蔗糖、樟腦、煤炭、苧麻、木材、藤條、茶葉、醬菜、豆類，以及硫磺等。南部貿易主要輸入產品是鴉片，輸出品包括打狗的赤糖、府城的白糖、薑黃、龍眼、花生，以及麻油等項目。

其中要以茶葉、砂糖、樟腦的輸出為最大宗。由於茶樹、甘蔗、樟樹的生長條件不同，清治時期所種的茶樹主要分布彰化以北的丘陵台地；甘蔗生產地主要分布北港以南的平原；樟樹則分布嘉義以北至宜蘭等地。

由於茶葉的經濟價值高，茶商等於是臺灣貿易的尖兵。當時製茶資金的主要來源是匯豐銀行，其提供資金給洋行，洋行貸款給當時從事放款業務的私人機構「媽振館」（merchant），媽振館再供應給茶館資金，最後轉借給生產者。媽振館不僅做融資，還將茶葉交由洋行外銷。外商競相收購粗茶的結果，刺激茶葉價格上漲，暴利誘使農民擴大種植規模，以因應外商出口市場的需求。

當時臺灣茶葉的市場交易系統，到了1895年日治時期以後才有共同販賣所設置的茶葉出口路線。英美資本直接通航通商，導致臺灣農業發展與國際貿易起了結構性的重大變化，即使臺灣本地資本勢力並未遭受嚴重打擊，反而沖淡了臺灣一直與大清帝國之間緊密的經貿關係。

臺灣經貿市場一方面雖受制於外商資本，但是由於進入臺灣市場的外商資本，其本質上並非屬於農業資本，而僅是一般商業資本，比較不重視深入於島內市場的交易過程，而未能有效突破本地既有的政商體系，而直接與生產者交易。因此，外商的積極介入，另一方面也加強了臺灣農業本地資本的累積和成長。

1893年，當臺灣重要商品總輸入4,839,493 （海關兩） 及總輸出9,452,055 （海關兩），已出現順差4,613,562（海關兩），其中1868-1895年茶葉占了全臺出口總值的54%，遠超過糖量的占36%，以及樟腦占4%的輸出。可是當時占臺灣進口大宗卻是鴉片，幾乎近60%，其次是棉紡織品，約占30%。進出港口的商業利益，是所謂的爭取「好碼頭」。

臺灣被強制開港後，僅管增加外國商人的實力，但對砂糖的交易結構並未有大幅度調整，不論臺南地區或鹽水港至斗六地區，買辦依然是透過鉆腳、出庄、糖割、糖行、以及港郊進行收購，只是原以大陸對岸貿易為基礎的北郊商人，因其對日出口的糖業利益被剝奪泰半而沒落。

由於砂糖交易過程不存在茶葉交易市場，由大陸商人直接交易或介入金融借貸，而不管其交易金額多少概由本地商人承辦，因而本地商人在砂糖業方面的經營環境遠較茶葉界為優勢。砂糖業營運資金的融資借貸，多為洋行親自兼任外國銀行的代理店來進行，也有本地人經營糖行兼辦的情況。

對於砂糖的運輸成本，由於臺灣陸上交通的不便，導致臺灣境內南北之間的市場交易，反不如臺灣與大陸之間市場關係密切，出現臺灣行郊在市場利益較豐碩的城市中，扮演政經的領導地位，同時臺灣郊商的財力在政經地位上，顯然能享有相對的自主性。

臺灣樟腦生產與早期原住民的生計息息相關，因為它主要生長於原住民出沒的叢林。16世紀期間，臺灣的樟樹從山上延伸到平原，到了19世紀更擴展至西海岸，乃至於大清帝國不甘於樟腦的貿易權力外溢，被外商控制樟腦銷售獲利。1861年7月，首次宣布樟腦的實施專賣政策，由官府自辦腦館，向製腦者直接收購，然後再轉售給洋行，終致因影響到洋行的龐大利益而遭致聯合反對。

1869年，官府在廢除樟腦專賣後，市場上馬上就出現以往的壟斷抑制效果。檢視其中有部份樟腦輸出量減少的年份，亦是受到1887年樟腦再度收歸官方專賣品的影響。1891年，官府不得不再度取消專賣，改採一種「樟腦灶稅」，每口腦灶每月都須繳納固定的稅捐，以及樟腦運到港口裝載外銷，另要繳納釐金的商業銷售稅，更增加了業者的財稅負擔。

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樟腦出口又分別受到總督府〈臺灣樟腦及樟腦油專賣規則〉、〈臺灣樟腦及樟腦油製造規則〉，規定有意從事樟腦或樟腦油製造業者，須事先獲得總督府許可，導致樟腦產量的減少，乃至於最後被人工合成樟腦所取代。

臺灣的開口通商和推動近代化產業轉型，促進了北部茶葉與南部砂糖業的興起，而樟腦生產規模的不如茶、糖，主要還是因為政府收歸官營制度的專賣壟斷，使得民間和外商企業要在臺灣資本主義市場上，充分展現自由競爭的活力仍然受到相當的限制。

當代美國制度經濟學史、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 C. North, 1920-2015） 在《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書中，指出：交易成本的發生是因為訊息既要花費成本，而且市場交換雙方也會出現資訊不對稱的現象；同時，也因為不論以任何方法發展形成的制度，其所安排人類互動的結構，亦都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市場不完全結果。

對臺灣發展中的企業經營者角度而言，英美資本的不斷進入臺灣市場，尤其在臺灣被迫開港，及正式對西方開放貿易之後，西方政經文化也深深影響臺灣企業的組織與經營型態，逐步形塑出現臺灣家族企業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