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56〕中華民國戰後臺灣政經發展（十三）

（全民專欄/陳天授）台灣政經發展第四階段（1989-迄今）：是轉型威權與深化民主政經體制的推動高科技政策，政府強調發展知識性與創新產業。國民黨黨營事業亦如公營事業民營化的進程。1993年，更提出《人民團體組織法》修正草案的限制黨營事業條文交付審查。1996年12月，「國家發展會議」通過黨營事業不得從事壟斷性事業之經營、不得承接公共工程、不得參與政府採購之招標、不得赴大陸投資。

2000年1月，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提出國民黨「黨產信託」的主張。3月18日，陳水扁當選總統，臺灣的民主政治進入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的階段，而失去政權的國民黨亦由連戰主導黨務，並對國民黨黨產和黨營事業處理原則做出具體回應，即將七大控股公司裁併為三家，並在完成黨產清查，而於一年內完成黨產信託。

國民黨黨營事業在臺灣政經發展過程中的意義，除有其政黨本身利益之外，這在黨國體制之下，其實存與公營事業對國家經濟發展貢獻的角色並無二致。尤其當國家需要它的時候、民間投資意願不高的事業，黨營事業更配合政府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的政策，在各時期從事不同重點的產業投資，創造了國民的就業機會；有時更為了配合政府政策及克盡對社會的責任，不但要承擔風險，甚至要犧牲盈餘，但因此確能帶動民間企業的成長，增加了政府稅收。

檢視戰後國民黨黨國資本主義經濟上的管制規則，也常常容易被利用淪為少數個人或獨占事業的保護工具，極易形成政治經濟學家所謂的「企業化政客」。「企業化政客」對於金錢的貪婪，最常善於利用各種政經結構上特權，鑽營法規的漏洞，或創造有利於自己的相關法規。

由於政府長期控制規模龐大的公營事業，與各種特許事業的許可權力，加上執政黨又擁有許多黨產和黨營事業公司，台灣政經體制的結構雖然已經逐漸走向民營化，但是與民間財團政客所結合形成的「黑金」結構仍為社會所詬病。

2000年，政府經濟政策與發展，主要推動知識經濟與接軌國際經貿體制的策略。檢視2000年起政府揭櫫「知識化、永續化、公義化」三大理念，全力投資人才、研發創新、運籌通路與生活環境外，亦發展半導體、影像顯示、生物科技及數位內容等產業，以提升產業創新能力與國民生活品質。

2002年，台灣正式成為WTO的會員國，逐步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經貿體制，重新定位臺灣經濟的核心優勢。其間，臺灣經濟面臨網絡泡沫化、SARS危機等一連串衝擊，但在政府採行適當因應對策下，能將影響降至最低。

2008年，台灣遭逢全球的金融海嘯，政府推動〈因應景氣興經濟方案〉、發放消費券、擴大公共建設等政策，更是讓臺灣能再次安度危機的重要關鍵。6月，政府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訂定「高效率」、「高價值」、「低排放」及「低依賴」的「二高二低政策」原則，及實施能源供應面「淨源」與能源需求面「節流」的政策綱領，將台灣在資通訊科技方面累積的經驗與優勢，轉移到綠色能源的新領域，創造新的永續競爭力。

2009年4月，政府陸續推動六大新興產業行動方案，包括生物科技、精緻農業、醫療照護、觀光旅遊、文化創意、綠色能源等產業，將原有的通信、資訊、光電及半導體的ICT產業，在加入相關的綠色能源產業、醫療設備產業及製藥等生技產業，並與文創產業密切相結合。臺灣整體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達69.3%，服務業已成為我國經濟活動的主體。

2010年5月，通過《產業創新條例》取代《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內需和出口作為雙引擎，推動「加速投資臺灣」、「落實結構改革」兩大策略，讓創新成為成長動能，以創造就業為成長的主要目標，在成長的同時兼顧分配的公平。2011年，政府頒布「產業實施綱領」，架構未來農業、工業及服務業各產業發展策略方向，其達成提升國際經貿地位、轉型多元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的願景。

在加強投資臺灣方面，投資產業創新，包括「五＋（加）二」產業創新，以及數位經濟與服務業科技創新、晶片設計與半導體前瞻科技、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及生活產業，重塑臺灣全球競爭力；並積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奠定未來30年國家發展基礎，以因應新產業、新技術、新生活的需求。

在落實結構改革方面，將加速財經法制革新，推動金融市場創新及進行稅制合理化。此外，政府在擴大國際合作方面，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持續加速經貿結盟，以提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

面對人工智慧（AI）時代來臨，AI革命比工業革命的規模大且更激烈，例如互聯網、商業AI、感知AI、自主AI的改變人類生活應用，未來AI將逐步取代白領或藍領的工作，勢必帶動新產業結構的改變，不但是會造成產業人力供需的調整，並將促使因薪資結構的改變所導致貧富差距的拉大，也將顛覆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