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55〕中華民國戰後臺灣政經發展（十二）

（全民專欄/陳天授）1987年解嚴之後，轉型期的臺灣社會現象呈現出各個文化族群的自主意識，扎根的歷史雖有不同，在價值上是平等的，國家或者族群相互之間都必須尊重這種文化的多元性。

臺灣社會不在只是凸顯環保、原住民、勞工、消費者意識、老兵返鄉、毒品、電玩、簽賭、飆車、消防救災、教改等議題上，而是已經延伸到對整個大地生態、人民居住環境、外勞、外籍配偶的關懷，諸如反核電運動、客家母語文化運動、無住屋者團結運動、民間司法改革運動等。

臺灣轉型化社會所引發貧富差距，和多重族群的議題，成為轉型時期臺灣各類社會運動，已逐漸從直接的反支配的抗爭目的，轉移到提出具體的政策改革，來進行與政府相關部門的對話方式，戒嚴時期的激烈社會街頭抗爭已較少見。

檢視臺灣社會所凸顯的貧富差距現象，其之所以形成實導因於，長期以來政府實施以農業支援工業發展的不均衡政策，以及公營、黨營事業的寡占市場特權，致使社會出現嚴重財富分配不合理的現象。

民間社會對於國民黨的黨營事業，和政府壟斷公營事業的支配，出現了強烈的批判與改革呼聲。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是以發展夥伴式經濟策略，持續以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經濟三化策略」，及科技導向的發展高科技工業政策，來因應台灣社會多元化、美國新保護主義，及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因而持續受到經濟外部不平衡的壓力，更凸顯在勞工、農民，和反核抗爭的社會議題上。

勞工運動抗爭的議題，在凸顯解嚴之後，勞資雙方協商的失敗，和勞委會無力解決勞資問題。與原有工會對峙的新興自主工會遂紛紛成立，更暴露接受黨國體制控制的工會，已無法充分代表勞工來爭取其應有的權益，因而日益遭到勞工階級的排斥和不滿；甚至一些跨地區的政經活動，亦展現其串連動員的運動手段。諸如「工黨」的成立，及從其組織出走的「勞動黨」，更使得勞工運動的政治色彩，增加許許多多不可預測的複雜因素。

1985年初，監察院由於政府興建核四廠的經費一再增加，繼而又有立法委員再對核四議題提出緊急質詢。5月，當政府宣布核四暫停興建後，反核的行動者有更組織化的情形，反核的聲浪受到國內外核電廠意外事件的助長，有從都市向核廠地區的偏遠角落發展的情形。

1988年，住在核四預定地附近的居民組成「鹽寮反核四自救委員會」，環保運動人士編組「1989年反核委員會」，開始與台電興建核四做持久性的抵制，凸顯解嚴初期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運動的密切關係，更使得國內政經環境複雜化。

農會組織也如同勞動團體組成的工會一樣，逐漸升高自主性農業組織和農民團體，開始與原有國民黨控制下的農會、水利會等團體分庭抗禮。尤其是各縣市「農民權益促進會」的組織紛紛成立。

1988年5月20日，由雲林農民權益促進會主導，抗議政府長期以來犧牲農民權益，提出舉辦農保，及停止國外農產品進口等請願的訴求活動，爆發「520事件」，政府於該年底召開全國農業會議；同時，邀請抗爭最力的農權組織參加。

隨著轉型社會運動的制度化與專業化，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時代伴隨著消費主義時代，台灣大規模的反抗社會運動顯然受到多元、自主文化的影響。1992年，兩岸政府的「九二共識」隱含有三項基本的互信：第一是「一中原則」；第二是「謀求統一」；第三是台北「一中各表」、北京是「一中不表」。

1994年，「生為臺灣人的悲哀」發起，欲重返聯合運動。1996年，總統直選，李登輝政府獲得比較穩固的使用「生命共同體」，來論述國民統合理念。總統直選彰顯臺灣社會，更出現一種以臺灣現住公民為疆界，有主權國家象徵的選舉競爭，以及國家帶動、鼓勵的社區總體營造，進一步帶出公民自主意識的氛圍，凸顯多元化社會族群自我主張運動，也促使政府在中央部會先後成立了客家委員會和原住民族委員會，來建構多重族群社會，以回應原住民、老兵返鄉、外勞、外籍配偶等弱勢族群的權益。

原住民族的訴求還我土地運動，旨在要求政府歸還其故有祖居地，和內部的自治運動。原住民族的這項復權運動，不但與「臺灣民族主義」的興起齊頭並進，並因其自身所具備的正統性訴求，影響了多重族群社會的重組與多元文化主義理念的抬頭。

1988年，「臺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聯盟」成立，並展開「為求生存、還我土地」的遊行示威。1996年，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成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通過《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身分法》，改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等。2005年，更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但是有關原住民族等團體訴求憲法條文明確保障自治權，與土地權議題的抗爭，仍未完全獲得徹底的合理解決。

族群認同，不管是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或外省族群，從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論，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族群認同，不要把族群認同擺在國家認同之上；而文化認同，是要孕育發展融合的多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