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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臉書FB!   分享到Google+!   分享到噗浪!   分享到推特twitter!   作者:陳天授 時間:2024-10-15 人氣:

〔臺灣政經發展史稿57〕中華民國戰後臺灣政經發展(十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制度經濟學家諾斯(D. C. North, 1920-2015)指出,制度是決定長期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1987年,解嚴後的中華民國,進入了所謂「後戒嚴」時期,2000年的政黨輪替的結果是民進黨執政了,已不再聽到政府的三民主義論調,但是否能真正脫「黨國」體制仍有待觀察。

台灣是否真正「解嚴」,經濟發展是否努力朝向尊重市場經濟的發展,或是要停留在、甚至於是倒退為所謂「牛群以山坡草地為生,而飼主則靠政府補貼過活」的政經發展景象。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Peter Drucker, 1909-2005)指出,從工業革命初期開始,一直有人主張經濟上互相依賴的力量,應該會比民族主義份子的熱情還強烈。全球化市場經濟是美國化的委婉說法,台灣隨著政治民主化、蘇聯解體,以及共產主義的式微,對於當前市場經濟能夠較為世人所接受,我們除了還原資本主義的真面目以外,對於資本主義思想的「善」與「惡」,和實施資本主義制度結果的「利」與「弊」,更該有深一層的認識和體驗,當有助實現台灣追求民主政治、自由經濟、公民社會和多元文化的目標。

檢視長期臺灣政經發展,一直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步亦趨,雖然有不同政府介入的程度。台灣政經發展的市場與政府關係,在漫長相互糾纏的歷史洪流中可以被定位是「管理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演變。

世界市場只要得到管理,就會獲得積極而不是災難性的消極結果;世界市場只要存在任何長的時間,就少不了某種世界管理方式。畢竟我們不願意看到資本主義可能有著人的臉,但是政府和政治過程必須確保資本主義不是披著人皮的狼。

2000年,臺灣出現政黨輪替,民進黨政府在臺灣後解嚴與後冷戰時期的政經轉型,乃至於2016年至2024年的執政,國家整體發展的重點是在公民社會的建立,以及國家共同體的再造,政府與產業關係之間能否如預期的發展成為策略性的夥伴關係,或是走向經濟自由主義值得觀察。

研究制度變遷乃是理解歷史演變的關鍵。當台灣經濟面臨人類歷史的發展,在制度變遷上將走向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多元文化及公民社會的道路,而自由的政經體制必須仰賴健康、活力的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才能夠繼續地維持穩定的政經發展。

台灣政經體制與發展的轉型,亦應朝向此主流價值前進,雖然市場與政府競爭的歷史是否終結尚未定論,但是創造一個制度環境引發可靠的信守承諾必須結合正式規則、非正式限制和執行於複雜的制度架構,使交易能以低成本進行。

台灣為適應當代政經發展與社會變遷的全球化與區域化,其所導致國家認同的問題,在政經議題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尤其中國大陸在國際政經的實力崛起之後,更使得台灣政經發展議題的複雜化。

新自由主義或稱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政經論述,就是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各國追求的是一種「絕對利益」,即國家間透過持續的合作,有助於共同利益的達成。台灣在後冷戰的國際關係應該配合這種高度的互賴,會使國家間傾向建立規則、規範或組織來處理共同的問題,並促進彼此合作的機制,為台灣政經發展創造一個極大化利益。

不管是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所描述的世界進化政經理論,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地主控制經濟,或是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 1766-1834)的人口膨脹所造成生存邊緣社會,或是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所斷言資本主義的自毀趨向,或是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所剖析資本主義長期性蕭條的趨勢,這一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盛衰,不管是多麼有效,看來始終欠缺某種懸疑因素而未達理想目標。

因此,當我們轉問現代政治經濟學家有關我們自己生存的社會,我們自身的命運,我們未來的方向何去何從;還有政府是否真正關心機會平等,而不只是關心所得平等時,我們必須借重過去制度發展與變遷的經驗,鑑知未來。我們要走向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的社會,我們需要弱化資本主義。

面對21世紀,國際政經發展的新趨勢,已由前世紀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思維,逐漸轉向在顧及國家安全,和發展自己國家利益的政經發展策略,對於涉及軍事安全等高科技產品的採取管制政策,使得全球化與區域化的概念都須加以重新調整,已成為有限度下所謂「自由貿易」的政經發展策略,也衝擊到台灣政經發展的挑戰與因應。

最後,容我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利茲(Joseph E. Stiglitz, 1943-),於2003年在卸任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之後指出,政策基礎不在於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而在於了解市場機制及政府的限制,這樣才有可能創造出經濟榮景。

同時,體認市場與政府的優點與限制,不但與現代政經理論的學說相符,也與政經發展史的課題相符,而且不只是在美國如此,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這不亦就是史迪格利茲批評當前新自由主義,提醒其應多關注市場與政府需要更強有力的法律和法規,來監督當前所呈現諸多民主政治失能與自由經濟失序的問題嗎?

這也彰顯今(2024)年10月14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強森(Simon Johnson)和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共同奪得,三人在「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對繁榮的影響」方面做出顯著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