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57〕中華民國戰後臺灣政經發展（十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制度經濟學家諾斯（D. C. North, 1920-2015）指出，制度是決定長期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1987年，解嚴後的中華民國，進入了所謂「後戒嚴」時期，2000年的政黨輪替的結果是民進黨執政了，已不再聽到政府的三民主義論調，但是否能真正脫「黨國」體制仍有待觀察。

台灣是否真正「解嚴」，經濟發展是否努力朝向尊重市場經濟的發展，或是要停留在、甚至於是倒退為所謂「牛群以山坡草地為生，而飼主則靠政府補貼過活」的政經發展景象。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Peter Drucker, 1909-2005）指出，從工業革命初期開始，一直有人主張經濟上互相依賴的力量，應該會比民族主義份子的熱情還強烈。全球化市場經濟是美國化的委婉說法，台灣隨著政治民主化、蘇聯解體，以及共產主義的式微，對於當前市場經濟能夠較為世人所接受，我們除了還原資本主義的真面目以外，對於資本主義思想的「善」與「惡」，和實施資本主義制度結果的「利」與「弊」，更該有深一層的認識和體驗，當有助實現台灣追求民主政治、自由經濟、公民社會和多元文化的目標。

檢視長期臺灣政經發展，一直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步亦趨，雖然有不同政府介入的程度。台灣政經發展的市場與政府關係，在漫長相互糾纏的歷史洪流中可以被定位是「管理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演變。

世界市場只要得到管理，就會獲得積極而不是災難性的消極結果；世界市場只要存在任何長的時間，就少不了某種世界管理方式。畢竟我們不願意看到資本主義可能有著人的臉，但是政府和政治過程必須確保資本主義不是披著人皮的狼。

2000年，臺灣出現政黨輪替，民進黨政府在臺灣後解嚴與後冷戰時期的政經轉型，乃至於2016年至2024年的執政，國家整體發展的重點是在公民社會的建立，以及國家共同體的再造，政府與產業關係之間能否如預期的發展成為策略性的夥伴關係，或是走向經濟自由主義值得觀察。

研究制度變遷乃是理解歷史演變的關鍵。當台灣經濟面臨人類歷史的發展，在制度變遷上將走向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多元文化及公民社會的道路，而自由的政經體制必須仰賴健康、活力的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才能夠繼續地維持穩定的政經發展。

台灣政經體制與發展的轉型，亦應朝向此主流價值前進，雖然市場與政府競爭的歷史是否終結尚未定論，但是創造一個制度環境引發可靠的信守承諾必須結合正式規則、非正式限制和執行於複雜的制度架構，使交易能以低成本進行。

台灣為適應當代政經發展與社會變遷的全球化與區域化，其所導致國家認同的問題，在政經議題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尤其中國大陸在國際政經的實力崛起之後，更使得台灣政經發展議題的複雜化。

新自由主義或稱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政經論述，就是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各國追求的是一種「絕對利益」，即國家間透過持續的合作，有助於共同利益的達成。台灣在後冷戰的國際關係應該配合這種高度的互賴，會使國家間傾向建立規則、規範或組織來處理共同的問題，並促進彼此合作的機制，為台灣政經發展創造一個極大化利益。

不管是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所描述的世界進化政經理論，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地主控制經濟，或是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 1766-1834）的人口膨脹所造成生存邊緣社會，或是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所斷言資本主義的自毀趨向，或是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所剖析資本主義長期性蕭條的趨勢，這一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盛衰，不管是多麼有效，看來始終欠缺某種懸疑因素而未達理想目標。

因此，當我們轉問現代政治經濟學家有關我們自己生存的社會，我們自身的命運，我們未來的方向何去何從；還有政府是否真正關心機會平等，而不只是關心所得平等時，我們必須借重過去制度發展與變遷的經驗，鑑知未來。我們要走向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的社會，我們需要弱化資本主義。

面對21世紀，國際政經發展的新趨勢，已由前世紀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思維，逐漸轉向在顧及國家安全，和發展自己國家利益的政經發展策略，對於涉及軍事安全等高科技產品的採取管制政策，使得全球化與區域化的概念都須加以重新調整，已成為有限度下所謂「自由貿易」的政經發展策略，也衝擊到台灣政經發展的挑戰與因應。

最後，容我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利茲（Joseph E. Stiglitz, 1943-），於2003年在卸任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之後指出，政策基礎不在於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而在於了解市場機制及政府的限制，這樣才有可能創造出經濟榮景。

同時，體認市場與政府的優點與限制，不但與現代政經理論的學說相符，也與政經發展史的課題相符，而且不只是在美國如此，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這不亦就是史迪格利茲批評當前新自由主義，提醒其應多關注市場與政府需要更強有力的法律和法規，來監督當前所呈現諸多民主政治失能與自由經濟失序的問題嗎？

這也彰顯今（2024）年10月14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強森（Simon Johnson）和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共同奪得，三人在「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對繁榮的影響」方面做出顯著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