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43〕綜論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文藝政策（十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我們檢視日治時期殖民體制下文學的發展，台灣社會由於長時間的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認為警察只是在維護政權，而未能深切體認警察角色發揮的服務性功能。

諸如：1926（昭和1）年2月4日、21日，和1928年1月1日，賴和分別發表於《台灣民報》〈一桿「秤仔」〉和〈不如意的過年〉等文學作品，在其內容上多處描述惡警察的形態（參閱：鍾肇政、葉石濤主編，《一桿秤仔》，遠景，1997年7月，頁57-79，如附照片）。

吳濁流從1943（昭和18）年，開始撰寫《亞細亞的孤兒》（先以〈胡太明〉，後以《亞細亞的孤兒》為名在日本印行）這部小說，一直到 1945 年的二戰結束，他在該書的〈自序〉中特別提到，他家前面就是警察署的官舍，那裏有熟悉的特高思想警察監控，他為防萬一，每次寫滿幾張稿紙後，就將它暗藏置於炭籠底下，趁機再將稿子疏散到鄉下老家的不安情境。

賴和和吳濁流兩位文學家作品代表的，是日治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和台灣文學苦境。他們的文學作品中，除了流露著這段不幸歷史的沉重痛訴之外，亦遂其筆鋒對部分警察不良行徑的描述，往往又加深社會對「政治警察」的刻板印象，形塑了國人的歷史共同記憶，導致今日我們更要以嚴謹態度來面對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身處時代空間與走過的生命歷程。

回溯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的投降。台灣人開始忙於從疏散地回到原住居地，社會尚處在一片混亂中。1946年，台灣社會逐漸從廢墟中重整起來。台灣人也開始重拾舊筆的發表作品，當時台灣作家發表作品的園地，要以國民黨經營的《中華日報》文藝版為主，該版係由著名日文作家龍瑛宗主編。作家有龍瑛宗、江肖梅、楊逵、賴傳鑑、葉石濤、黃昆彬、鄭世璠、詹冰、郭啓賢、孫土池、黃鉞、邱媽寅、謝哲智等人。

惟當時台灣有部分作家作品，受到報紙日文版取消的影響，通常在經過翻譯後始獲得發表。如楊逵、王錦江（王的詩朗）、廖毓文（廖漢臣）等，但假以時日，這些台灣作家的苦讀苦練之後，終能克服語言文字的重重障礙，在戰後的文藝界逐漸大放光芒，也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初期時刻，完全地爆發出了文化對社會的影響力。

客籍作家鍾理和在〈祖國歸來〉一文指出，在壓迫與威脅之下，於是台灣人就不能不離開住慣了的祖國，回到台灣……難道台灣人五十一年奴才之苦，還不夠嗎？難道台灣人個個都犯著瀰天大罪，應該株及九族的嗎？這是鍾理和戰後回歸祖國卻強烈感受到祖國政府和人民對台灣人不友善，由於對祖國幻滅，鍾理和才會改變當初原本已經誓言不重返家鄉的想法。

或許這也部分因素影響了後來發生於1949年5月，當國民政府在台灣地區宣布戒嚴之後，鍾理和同父異母的弟弟鍾浩東的涉入「基隆中學案」遭槍決的事件。

「鹽分地帶文學」的奠基者吳新榮，他於1929（昭和4）年，涉及日本「四一六事件」的被日警拘留淀橋警察署29天，父親吳萱草則於1947年，以涉嫌「二二八事件」，和他自己在戒嚴時期受到「李鹿事件」的連累，造成父子先後入獄的悲慘境遇。

吳新榮父子遭遇彰顯的，是不光在日本被警察逮捕，更感觸於國民政府在光復台灣之後，其實施戒嚴體制所發生的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