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59〕余英時歷史學術文化資源的創新轉化（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我根據曾在本專欄發表過的〈閱讀余英時筆記〉，和多年來我蒐集與撰寫有關余英時歷史學術文化的文字，略作整修，藉由圖書館學研究途徑，結合文創產業發展的思維，來論述余英時歷史學術文化資源創新轉化與再生。

第1則：余英時在《人文與民主》的書中，強調人文修養對民主有很重要的關係，民主不只是「量」（quantity）的問題，一人一票。民主有「質」（quality）的問題，就是領導社會、政府各階層的領袖，必須要有高度人文修養。余英時提到，胡適在美國講中國民主歷史的基礎，也提到中國有許多好的傳統，可以和民主制度配合的。我們不可一口咬定儒家文化不一定不能建立民主制度。（參閱：余英時，《人文與民主》，台北：時報文化，2010年1月）。

余英時在學術文化淵源上，也傳承錢穆與楊聯陞的乾嘉考證與人文通識治學。既有著知識份子創造知識的成就，也有著知識份子現世關懷的人文主義精神。尤其是一個在大時代裡生存的人，不可能不面對自己身處的歷史。

余英時關注台灣實施民主政治的發展，認為當仍須從人文修養培養出民主修養，政黨輪替不只是選票量的問題，而是要有民主素質的提升。所有的公民抗爭運動，其本質上就應具有最基本的人文與民主修養，這才是我們所要建立的自由法治社會。

2014年3月18日，台灣爆發學生攻進立法院議場的「太陽花事件」，其標榜所謂民主政治的公民運動，卻發生學生和群眾的佔領立法院，還強行進入行政院辦公室的行動。猶記得當時余英時曾表示支持太陽花的學生運動，讓我們不禁懷疑這樣的抗爭行動，是不是就是余英時所論述的人文與民主，也就是我們台灣自由民主所要追求的公民法治社會嗎？

2022年5月，顏擇雅編《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寫道：三月二十三日晚，有一批學生衝進行政院。當晚顏擇雅接到余英時另一封傳真，余英時說，他最近得到消息，抗議越弄越大，已不只要求服貿「逐條審查，逐條通過」了。余英時覺得學運組織已控制不住抗議群眾，他很擔心。若運動變成「革命」性質，不再尊重民主體制，而擬推翻執政黨政府（不經選舉），或逼馬英九下台，則似已超越限度。余英時很擔心事件以後以暴力解決。這幾句話是余英時對顏擇雅個人說的，不要公開。但顏擇雅可以把他的意思私下傳達給劉教授。（參閱：顏擇雅編，《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台北：INK，2022年5月，頁244，照片如附）。

余英時在傳統中國的歷史文化上，對蔣經國的印象一直不好，很大原因是他是蔣介石的兒子，父傳子的方式，他不能贊成。他認為，蔣經國最早是要把自由派勢力幹掉，壓迫《自由中國》他是有分的，早期他是民主的敵人，但是後來慢慢覺悟，能有改進，就值得稱讚。台灣可以證明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民主的絕對敵人。民主化、自由人權是哪裡都有些障礙的，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

余英時在〈開放、民主與共識—蔣經國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指出，其實從蔣經國過渡到李登輝是具有多重意義的歷史變遷：第一是從革命時代過渡到民主建國時代；第二是從「強人政治」過渡到「群龍無首」的政治；第三是從大陸本位的領導過渡到本土化的領導。

余英時解說這「本土化」並不指狹隘的「省籍」觀念，而是國民黨的接班大體上已使黨和政的領導階層，他們都是在台灣成長起來的，但這又不等於說他們也都是變相的「台獨派」。余英時相信他們仍然具有深厚的中國意識，而這一中國意識主要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

民主化與本土化之間本來就有著一定的關連，台灣經過近二十年的民主發展，整個社會逐漸走向本土化是必然的趨勢。但是本土化並不等於台獨，也不是哪個政黨的專利。不能說你民進黨最早喊出本土化，所以就只有你一個黨是代表本土的，其他政黨都不是。只要是透過民主的程序、經由人民選票產生的政權，都是本土化，都代表本土。

余英時指出，兩岸的文化和經濟的溝通不妨以審慎的方式逐步加強，但政治談判則目前決非其時。「統一」和「獨立」對台灣而言都是政治自殺。余英時舉朱熹論宋、金關係：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也有個且硬相守底道理。

台灣對於大陸，在不「統」不「獨」之間的「硬相守底道理」。即台灣必須建立起最低限度的內部共識，走向一種「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尊重少數」的民主道路。相反的，如果台灣內部不斷地進行原子分裂的活動，則其前景是未可樂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