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58〕胡適自由民主文化資源的創新轉化（五）

（全民專欄/陳天授）1958年12月17日，《中央日報》登載記者李青來〈羅家倫談胡適使美二三事〉的報導。羅家倫提到略述：政府徵求胡適就任駐美大使時，正是武漢快要淪陷，國家最艱苦困難的時代。胡先生發表駐美大使消息傳出之後，美國朝野非常歡迎，尤其是羅斯福總統。

羅家倫又提到：在珍珠港事變以前，日本曾派了兩位特使去到美國，目的是想與美國訂立一項新的協定，讓美國允許他們對「中國問題」得到條約上的了解，美國當時曾予拒絕。後來日本退讓，希望與美國訂立一項三個月的臨時妥協換文，羅斯福總統當時把這消息親口告訴胡先生，並且要他打電報給中國政府同時徵求蔣委員長的意見。

當時，三個月的日美臨時協定，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就是中國從國外購買來的軍火與物質，在這情況下，沒有國際戰事，可以不受日本軍艦的檢查與截留，況且當時尚有好些軍火正在海上，這些軍火，正是最迫切需要的。但蔣委員長的決策，認為不能為了一時的便利，而帶來重大的災害，他拒絕了，並且打電話給胡先生，要他轉達美國政府。胡先生在接到電報之後，立刻將我們政府的意思告訴了羅斯福總統。第二天，羅斯福總統一看見胡適就說已經拒絕了他們三個月臨時妥協的建議。恐怕太平洋上隨時可能發生戰事，如同菲律賓、關島等地。

胡適與羅斯福總統見面後，便到國務院找赫爾國務卿，那時正是午膳的時間，赫爾已經回去，當胡適回家剛用午餐，白宮來了羅斯福總統電話告訴胡適：日本人已在突擊珍珠港，從海上從空中猛烈的突擊，你趕快通知你政府。胡適放下電話，他知道大勢已定，現在戰事已是全球性的了，此後又將是另一個局面了。

1962年3月1、2日，《中央日報》登載，記者李青來專訪王世杰談〈胡適與政治〉。王世杰分別從胡適的政治人格、政治工作和政治見解的三方面談起。

王世杰指出兩件事實來說明胡適的政治人格略述：第一件事是在「八一三」中國全面抗戰發生的前夕，時間約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和八月之間，胡適在廬山會議之後，來到南京，他曾親向蔣委員長，提出他的意見，希望能夠避免戰爭。但是「八一三」全面抗日戰爭終於發生了。蔣委員長要胡適到歐洲和美國為政府做抗戰的宣傳工作，當時胡適堅決表示願意與南京共存亡。王世杰找了傅斯年幫忙，費了很大的力，才把他說服，他終於接受這項艱苦工作，到歐美去。（參閱：郝柏村，《蔣公八年抗戰日記（1937-1945）（上下）》，天下，2013年8月，照片如附）。

第二件事是在民國三十七年三月，蔣主席曾要王世杰商請胡適出來擔任第一屆行憲後的總統候選人，王世杰與他商談了三天，他都認為他的身體不能擔任這麼大的責任，還是蔣先生自己擔任為好。蔣主席仍繼續要王世杰前往敦促，最後胡適才表示讓蔣先生決定，主席便即向黨內的同志展開說服工作。但當時黨中央開會表示贊同的只有吳稚暉、羅家倫兩位先生。蔣主席十分難過，他審察當時的情勢，就在不得已情形下承諾擔任總統候選人，王世杰把這經過情形告訴胡適，他真是感到如釋重負，十分愉快。

王世杰談胡適的政治工作略述：胡先生一生只做過一次官，那就是我國的駐美大使，他的實際政治工作，嚴格的說，就只限於他大使任期內的工作。在他的任內，卻完成了兩項歷史性的任務。第一項歷史性任務是美國政府在武漢棄守後開始給予我國政府以二千五百萬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協助我國繼續抗戰。另一項歷史性的成就就是珍珠港事變前夕，美國政府決定拒絕日本政府關於中國戰事所提的解決條件。

王世杰談胡適的政治見解略述：在反共思想方面，胡適從來沒有改變和動搖，他主張思想自由，主張尊重個人人格。胡適對政治批評的態度問題，在大陸淪陷之後，胡先生對於政府依然採取他的一貫批評態度，他常常言人之不敢言，言人之不肯言，他曾對我們政府及許多國民黨黨員表示願當諍友。胡適認為在艱苦危難的時期，可以回到台灣來的人，對政府的批評，在原則上應該回到台灣來批評。他是一個「言論自由」的信徒，可是他所提倡和身體力行的是「負責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