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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臉書FB!   分享到Google+!   分享到噗浪!   分享到推特twitter!   作者:陳天授 時間:2024-01-25 人氣:

〔安齋三談18〕閱讀蔡培火筆記(六)

(全民專欄/陳天授)1960年代前後的蔡培火先生在加入國民黨籍之後,並在陳誠擔任行政院長受邀入閣,擔任政務委員。這與其當年在日治台灣時期,他在日本與林獻堂、蔣渭水等人的激進抗日行動有很大的變化,遂亦引發部分人士對於蔡培火的這歷史背景多所質疑。

1963年10月25日,《徵信新聞》登載一篇由元方具名〈不辭險語風吹帽‧敢逞英雄起漢魂—蔡培火申春秋大義暢述台胞抗日三事〉的專訪。記者在文章起頭有如散文般的敘言:

昨日傍晚,記者驅車騁馳經過車如流水的喧囂市區,正凝眸閒眺車外景色時,車子猝然在建國南路二一五巷的一座紅門宅院前停住了。

下得車來,按了門鈴,由閽人前導,踏過院內一小段花木扶疏、綠草如茵的小徑後,剛步入玄關,七十五歲的蔡培火先生就已由客廳裏迎了出來。他身著長袍,足登步履,步伐健朗,精神钁鑠,除了他頭上的白髮銀鬚,是歲月年華的明顯標誌外,一點看不出他有古稀之年的老態。

在雅潔的客廳裏坐息甫定,記者還沒來得及啟齒,蔡老先生就先開口了:

「你今天要和我談什麼呢?」記者簡略說明來意,老人就爽朗地引導說:

「那就這樣好了,由你來提出問題,你問,我答。」

「啊,今天我要請教的事……」記者面露難色地說:「我想請您老談談您當年親身經歷的日本人是怎樣壓制臺灣人,臺灣人是怎樣反抗日本人;這在我恐怕很難提出問題來問啊。」

「哦,這就好辦……」老人的語音語意顯然沒有說完,但他已經打住了話尾,倚靠在沙發上,微仰著頭,輕閉著眼,伸出右手輕拂著他一撮銀鬚,老人顯然是在閉目深思整理思緒了。

該文開始敘述蔡培火談到他在日治台灣時期,他是如何赴日求學和在日求學的經過。蔡培火說:

「我就談三件事情吧!」只一會兒,老人由閉目追憶的世界中驚醒了,他說:

「當臺灣割讓給日本的時候,是民前十六年,那時我還只有七歲,後來,我到日本去留學,在日本國立東京高等師範畢業。

我到日本去唸書,為什麼不進普通大學,而去受師範教育呢?這就是因為我感到當時臺灣同胞所受的教育程度太低,智力與日本人距離太遠,所以決意在日本接受高等師範教育,打算在學業完成後,回臺灣辦教育。

我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取得了師範資格,就和林獻堂商議籌集了三十萬元日幣,約相當於現在的三十萬美金,打算在臺灣辦一所完美的中學,以教育臺灣同胞。但當我和獻堂多方奔走籌劃的結果,是全部心血都白費了,臺灣總督府不准我們臺灣人來自己辦教育。

我想辦教育,辦不成的原因,我當時認為顯然是日本人統治臺灣的政治力量在作祟。要想打破這種局面,必須先辦言論機構,組織雜誌社,以期啟發台胞的思想智力,發揚民族意識,鼓舞抗日精神。

接著蔡培火談到他與林獻堂先生在日本創辦《台灣青年》,和後來是如何想盡辦法遷回台灣,又是如何繼續經營該刊物的經過:

於是我和林獻堂等糾合在東京的臺灣青年,在東京創辦了「台灣青年」雜誌社,由我自任發行人,在東京印刷出版後,寄回臺灣發售散佈。

我為什麼不回臺灣來辦雜誌,而要違山隔海的在東京辦呢?這就是當時臺灣人在臺灣本島根本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但在東京卻比較自由些。

最初的『台灣青年』雜誌,是月刊,每期印好,寄回臺灣後,還要經過日本人的嚴格檢查,只要內容稍有傷及日本人優越感的文章,輒被剪裁塗抹,甚至全部扣押禁止發佈。

儘管日本人經常剪塗扣押我們的雜誌,但雜誌的內容宗旨,並不為威武所屈,始終朝著兩個方向邁進,一是批評日本人以威壓手段統治台胞的政策,主張台胞應有的自主權利,一是提供世界各國的新知識,以提高台胞的智識水準。

『台灣青年』是在日本大正九年,即民國九月創刊,我們那時辦這份刊物,都是自己採訪,自己編,自己校,我在東京負責辦這份刊物,辦了兩年半,我就回到臺灣了。這時,是民國十年的年底。

當我離開東京時,我就把『台灣青年』雜誌社的事交給抗日同志林呈祿先生接辦,林呈祿先生就是現任台北東方出版社的董事長。

我回台後,就在臺灣創設『台灣青年雜誌社』的台灣分社,自任主持人,為圖推廣發行,擴大影響力,我就向在台的抗日份子勸募資金,把『台灣青年』雜誌社組成了股份公司,業務一天天發達,於是,這份月刊,就逐漸變成半月刊、旬刊、三日刊,最後變成了每日出版的新聞。在這變動發展的期間中,『台灣青年』的名稱,也跟著先後改名為『台灣』、『台灣民報』、『新報民』、『興南新聞』日刊,整整經過了十易寒暑。這時,已是民國十九年了。」

《台灣青年》回到台灣之後,又如何轉型《興南日報》,這過程在研究日治台灣時期的文學發展,如有「台灣第一才子」雅稱的呂赫若,他有段與《興南日報》工作的一番折騰經過,這曾是大家經常談起,也是最引人興趣的話題。針對有關《興南日報》對台灣同胞思想的影響:

蔡先生一口氣說到這裏,他掩口咳嗽了兩聲說:

「哦,我有一點氣喘病,說多了話就會……」但這位七十五歲的老人,並沒有因為氣喘、咳嗽、痰湧,而停止他慨談參與抗日運動的興趣,只略作定息,就接說:

「啊,我剛才說到什麼地方了呢……」記者還沒來得及作「前期提報」,老人就接著說下去了:

「當『台灣青年』月刊,蛻變為『興南新聞』日刊後,我們為了使台胞不忘祖國文化,所以版面是一半漢文,一半日文,一直延續到大約是民國廿四、五年的時,日本人侵華的用心,日益顯著,日人畏懼台胞與祖國大陸的脈路相承,竟禁止『興南新聞』發行漢文版,沒有多久,祖國展開全面抗日運動,日本人為了嚴格箝制台胞的言論思想,即將台灣僅有四家報館──一家是台灣人的興南新聞,另三家是日本人辦的官報──強令合併成一家報紙。至此,興南新聞即被日本人全部吞沒。

自民國九年創辦「台灣青年」月刊,到興南新聞被日本人吞沒,共歷時達十六、七年之間。在此期間,屬於台灣人所辦的這一言論機構,對於台胞的思想運動,由初期的推波助瀾而發揮到興風作浪的領導地位外,同時,使台胞的政治運動,也隨著思想的啟發而逐漸抬頭了。這就是我們要說的日本壓制台胞而引起反抗運動的第一件事情。

蔡培火談到抗日運動的第二個議題,就是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的艱辛過程,這是攸關台灣文化的政治啟蒙運動。蔡培火詳細地說明了他擔任該會秘書長,以及他與這團體關係之間的互動的經過:

接著,臺灣人所掀起的第二個聲勢磅礡的抗日運動,就是臺灣抗日份子組織了一個『台灣文化協會』,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喚醒民族意思,宣傳政治,主張民族自決,以促成台灣脫離日本統治為真正目的機構。

台灣文化協會是於民國十七年十月十七日成立,最初是由在台北開業的醫師蔣渭水,邀同為醫師的吳海水、林麗明,商得林獻堂之承諾,共同組織起來的。成立時,我還在日本辦『台灣青年』,到民國十一年冬,我由東京回臺灣不久,由於蔣渭水等都是開業醫師,有自己的職業崗位,分不出時間來專辦臺灣文化協會的事,他們商量結果,看中了剛由日本回台的我,要我來擔任協會的秘書長,仍由林獻堂擔任協會的總理,我就滿口承諾下來。

我擔任台灣文化協會的秘書長,幹了五年,表面上是打著『文化』招牌,實際上是當時台胞還不敢太激烈的抗日,時機未成熟,只好藉文化交流的機會,使全台抗日志士暗通聲氣。

日子久了,日本人漸漸看清楚了台灣文化協會是一個政治機關,實際上是搞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主張民族自決,我們推行這一運動的方法,就經常由連雅堂、林獻堂、蔣渭水、陳逢源以及我自己,到全台各地去向民眾講演,講演的內容大都是批評台灣總督政治之不法壓迫台灣人,以及鼓吹世界各國的民權自由與民族自主等思想,因此,我們的講演,常被在旁監視的日本警察將聽眾驅散,警察與演講者之間,時常發生衝突。被警察驅散的聽眾,往往留連不去,驅而不散,散而復聚,視日本警察為不共戴天的仇敵。在這種群眾運動中,於不知不覺之間,對於民族意思的喚醒,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力,更由於台灣文化協會的群眾運動,刺激了『台灣青年』月刊的發行,使協會和月刊成為同命相依的姊妹機構。台灣青年在文化協會的旗幟下,所掀起的抗日運動,真可以說是氣勢如虹。

可惜的是,到了民國十六年,文化協會中已漸漸滲入了迷信於共產主義的青年,致協會的主權逐漸為左派份子所把持,終使台灣文化協會分裂為左右兩派,舊人都是右派,新人都是左派,最後,在民國十六年一月初協會改組時,當選的主幹人人物,大都是左派的,舊人幾乎都被趕出了這個組織。」蔡先生稍作停頓,接說:「我也就在這時脫離了台灣文化協會,也就是我被迫脫離了我所主持過的第二個抗日運動的崗位。

蔡培火繼續說到他所謂「參與的第三個抗日運動」,他說:

我雖然離開了文化協會,但我並沒有脫離抗日運動的關係。」蔡先生顯得越談興趣越濃厚,接著又談到他參與的第三個抗日運動,他說:

「我在東京創辦『台灣青年』正是民國九年七月,蔣渭水在台灣倡組『台灣文化協會』是民國十年七月,就在這兩個組織成立之間的民國十年一月底,林獻堂、林呈祿、蔡惠仁三人,在東京倡議設置『台灣議會』的請願運動,就在這十一年的年底,我和林獻堂由東京回台灣,受到台胞志士的熱烈歡迎,少事休息,我和林獻堂就到全台各地訪問同志,宣傳設台灣議會的主旨。

當時在台灣之日本人,以為設置台灣議會,可能影響他們的優越地位,齊表反對,林獻堂和我的家中,都經常接到日本人的恐嚇信,罵我們是『逆賊』,謂如不改悛,就要殺害我們的全家,但我們仍照常進行我們的鼓吹工作,設置台灣議會向日本帝國議會送遞的請願書,除了第一次於民國十年一月卅日由林獻堂等在東京送遞外,以後每逢日本帝國議會開會,我們就從台灣派出同志攜帶請願書到東京去請願。

設置台灣議會的第三次請願行動,是民國十二年二月,由蔣渭水、陳逢源和我,共三人到東京去。我們在東京期間,並召集同志,決定將在台灣被禁止結社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即在東京予以重建復會。當我和蔣渭水、陳逢源在東京向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後,即於同年二月底回台,暗中從事募集期成同盟會會員。

不幸這一消息被台灣總督府探知,以東京新成立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乃為在台灣被禁止結社的延長,認我們違反『治安警察法』,暗中準備逮捕同盟會員,至同年十二月十六日拂曉,日本警察全面搜捕同盟會員,被捕的有蔣渭水、蔡惠如、林呈祿、陳逢源等廿九人,我也在台南故鄉被捕了。都押送到台北地方法院檢查局審問,第一審結果,被捕廿九人,全部無罪。但檢察官不服,提出上訴,第二審判決結果,十六人無罪;六人各判罰金一百元,林呈祿、陳逢源、蔡惠如、石煥長、林幼春等五名各判禁錮三月,只有蔣渭水和我被判刑最重,各禁錮四月,被移送台北監獄收押執行。

當我們送到台北監獄收押時,民眾跟隨在後,沿途爆竹之聲,未嘗間斷,警察署長親自出動,騎馬揚鞭,驅散民眾,不可隨行。然群眾散而復集。由這一事件固足以明瞭日人壓制台胞之殘厲,更由此可以看出台胞當時對抗日事件的同仇敵愾之情。

我們雖然為請願設置台灣議會而坐了牢,但我們並不因此餒氣,因此畏縮不前,相反的,我們於第三次請願被捕坐牢後,意志更堅,自此以後,當日本帝國議會每日開會時期,我們即派人到東京去請願,先後請願了十五次,也就是說這一為台灣自治權利的請願運動連續進行了十五年之久,雖然最後沒有獲得成功,雖然日本人沒有砍我們的頭,但我們那群『有志一同』的夥伴,身處在那種『殺頭相似風吹帽』的環境下,而仍能『敵在世中逞英雄』的革命生活,今日憶想起來,仍是回味無窮哩!」

1960年代前後,乃至於1970年代的台灣地方自治選舉的實施,基本上是延續日治時期請願設置台灣議會而來。蔡培火幼年在雲林北港長大,在赴日求學之前有一段時間到台南教書。在賴淳彥所著《蔡培火的詩曲及彼個時代》一書的其中一篇序,係高俊明撰寫的〈蔡培火先生的詩歌〉。

高俊明尊稱蔡培火姨丈。高俊明家族可以遠溯祖父高長為第一代臺灣人基督徒,在馬雅各來臺宣教時,高長即成為馬雅各醫師管家並受洗。父親高再得醫生為高長三子,母親侯青蓮曾任長榮女中董事長。高俊明於1970年當選為臺灣長老教會總幹事,任內帶領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籲請國民黨政府「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引起震撼。

1980年,高俊明嗣因「美麗島事件」時協助施明德逃亡而被捕入獄。檢討2024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民進黨之所以獲勝的其中因素,已凸顯台灣歷史發展在南部地方政治與派系結構的複雜性。未來國民黨如想贏得南部選舉,和取得中央執政權,是需要有別於當前國民黨的一套經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