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18〕閱讀蔡培火筆記（六）

（全民專欄/陳天授）1960年代前後的蔡培火先生在加入國民黨籍之後，並在陳誠擔任行政院長受邀入閣，擔任政務委員。這與其當年在日治台灣時期，他在日本與林獻堂、蔣渭水等人的激進抗日行動有很大的變化，遂亦引發部分人士對於蔡培火的這歷史背景多所質疑。

1963年10月25日，《徵信新聞》登載一篇由元方具名〈不辭險語風吹帽‧敢逞英雄起漢魂—蔡培火申春秋大義暢述台胞抗日三事〉的專訪。記者在文章起頭有如散文般的敘言：

昨日傍晚，記者驅車騁馳經過車如流水的喧囂市區，正凝眸閒眺車外景色時，車子猝然在建國南路二一五巷的一座紅門宅院前停住了。

下得車來，按了門鈴，由閽人前導，踏過院內一小段花木扶疏、綠草如茵的小徑後，剛步入玄關，七十五歲的蔡培火先生就已由客廳裏迎了出來。他身著長袍，足登步履，步伐健朗，精神钁鑠，除了他頭上的白髮銀鬚，是歲月年華的明顯標誌外，一點看不出他有古稀之年的老態。

在雅潔的客廳裏坐息甫定，記者還沒來得及啟齒，蔡老先生就先開口了：

「你今天要和我談什麼呢？」記者簡略說明來意，老人就爽朗地引導說：

「那就這樣好了，由你來提出問題，你問，我答。」

「啊，今天我要請教的事……」記者面露難色地說：「我想請您老談談您當年親身經歷的日本人是怎樣壓制臺灣人，臺灣人是怎樣反抗日本人；這在我恐怕很難提出問題來問啊。」

「哦，這就好辦……」老人的語音語意顯然沒有說完，但他已經打住了話尾，倚靠在沙發上，微仰著頭，輕閉著眼，伸出右手輕拂著他一撮銀鬚，老人顯然是在閉目深思整理思緒了。

該文開始敘述蔡培火談到他在日治台灣時期，他是如何赴日求學和在日求學的經過。蔡培火說：

「我就談三件事情吧！」只一會兒，老人由閉目追憶的世界中驚醒了，他說：

「當臺灣割讓給日本的時候，是民前十六年，那時我還只有七歲，後來，我到日本去留學，在日本國立東京高等師範畢業。

我到日本去唸書，為什麼不進普通大學，而去受師範教育呢？這就是因為我感到當時臺灣同胞所受的教育程度太低，智力與日本人距離太遠，所以決意在日本接受高等師範教育，打算在學業完成後，回臺灣辦教育。

我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取得了師範資格，就和林獻堂商議籌集了三十萬元日幣，約相當於現在的三十萬美金，打算在臺灣辦一所完美的中學，以教育臺灣同胞。但當我和獻堂多方奔走籌劃的結果，是全部心血都白費了，臺灣總督府不准我們臺灣人來自己辦教育。

我想辦教育，辦不成的原因，我當時認為顯然是日本人統治臺灣的政治力量在作祟。要想打破這種局面，必須先辦言論機構，組織雜誌社，以期啟發台胞的思想智力，發揚民族意識，鼓舞抗日精神。

接著蔡培火談到他與林獻堂先生在日本創辦《台灣青年》，和後來是如何想盡辦法遷回台灣，又是如何繼續經營該刊物的經過：

於是我和林獻堂等糾合在東京的臺灣青年，在東京創辦了「台灣青年」雜誌社，由我自任發行人，在東京印刷出版後，寄回臺灣發售散佈。

我為什麼不回臺灣來辦雜誌，而要違山隔海的在東京辦呢？這就是當時臺灣人在臺灣本島根本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但在東京卻比較自由些。

最初的『台灣青年』雜誌，是月刊，每期印好，寄回臺灣後，還要經過日本人的嚴格檢查，只要內容稍有傷及日本人優越感的文章，輒被剪裁塗抹，甚至全部扣押禁止發佈。

儘管日本人經常剪塗扣押我們的雜誌，但雜誌的內容宗旨，並不為威武所屈，始終朝著兩個方向邁進，一是批評日本人以威壓手段統治台胞的政策，主張台胞應有的自主權利，一是提供世界各國的新知識，以提高台胞的智識水準。

『台灣青年』是在日本大正九年，即民國九月創刊，我們那時辦這份刊物，都是自己採訪，自己編，自己校，我在東京負責辦這份刊物，辦了兩年半，我就回到臺灣了。這時，是民國十年的年底。

當我離開東京時，我就把『台灣青年』雜誌社的事交給抗日同志林呈祿先生接辦，林呈祿先生就是現任台北東方出版社的董事長。

我回台後，就在臺灣創設『台灣青年雜誌社』的台灣分社，自任主持人，為圖推廣發行，擴大影響力，我就向在台的抗日份子勸募資金，把『台灣青年』雜誌社組成了股份公司，業務一天天發達，於是，這份月刊，就逐漸變成半月刊、旬刊、三日刊，最後變成了每日出版的新聞。在這變動發展的期間中，『台灣青年』的名稱，也跟著先後改名為『台灣』、『台灣民報』、『新報民』、『興南新聞』日刊，整整經過了十易寒暑。這時，已是民國十九年了。」

《台灣青年》回到台灣之後，又如何轉型《興南日報》，這過程在研究日治台灣時期的文學發展，如有「台灣第一才子」雅稱的呂赫若，他有段與《興南日報》工作的一番折騰經過，這曾是大家經常談起，也是最引人興趣的話題。針對有關《興南日報》對台灣同胞思想的影響：

蔡先生一口氣說到這裏，他掩口咳嗽了兩聲說：

「哦，我有一點氣喘病，說多了話就會……」但這位七十五歲的老人，並沒有因為氣喘、咳嗽、痰湧，而停止他慨談參與抗日運動的興趣，只略作定息，就接說：

「啊，我剛才說到什麼地方了呢……」記者還沒來得及作「前期提報」，老人就接著說下去了：

「當『台灣青年』月刊，蛻變為『興南新聞』日刊後，我們為了使台胞不忘祖國文化，所以版面是一半漢文，一半日文，一直延續到大約是民國廿四、五年的時，日本人侵華的用心，日益顯著，日人畏懼台胞與祖國大陸的脈路相承，竟禁止『興南新聞』發行漢文版，沒有多久，祖國展開全面抗日運動，日本人為了嚴格箝制台胞的言論思想，即將台灣僅有四家報館──一家是台灣人的興南新聞，另三家是日本人辦的官報──強令合併成一家報紙。至此，興南新聞即被日本人全部吞沒。

自民國九年創辦「台灣青年」月刊，到興南新聞被日本人吞沒，共歷時達十六、七年之間。在此期間，屬於台灣人所辦的這一言論機構，對於台胞的思想運動，由初期的推波助瀾而發揮到興風作浪的領導地位外，同時，使台胞的政治運動，也隨著思想的啟發而逐漸抬頭了。這就是我們要說的日本壓制台胞而引起反抗運動的第一件事情。

蔡培火談到抗日運動的第二個議題，就是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的艱辛過程，這是攸關台灣文化的政治啟蒙運動。蔡培火詳細地說明了他擔任該會秘書長，以及他與這團體關係之間的互動的經過：

接著，臺灣人所掀起的第二個聲勢磅礡的抗日運動，就是臺灣抗日份子組織了一個『台灣文化協會』，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喚醒民族意思，宣傳政治，主張民族自決，以促成台灣脫離日本統治為真正目的機構。

台灣文化協會是於民國十七年十月十七日成立，最初是由在台北開業的醫師蔣渭水，邀同為醫師的吳海水、林麗明，商得林獻堂之承諾，共同組織起來的。成立時，我還在日本辦『台灣青年』，到民國十一年冬，我由東京回臺灣不久，由於蔣渭水等都是開業醫師，有自己的職業崗位，分不出時間來專辦臺灣文化協會的事，他們商量結果，看中了剛由日本回台的我，要我來擔任協會的秘書長，仍由林獻堂擔任協會的總理，我就滿口承諾下來。

我擔任台灣文化協會的秘書長，幹了五年，表面上是打著『文化』招牌，實際上是當時台胞還不敢太激烈的抗日，時機未成熟，只好藉文化交流的機會，使全台抗日志士暗通聲氣。

日子久了，日本人漸漸看清楚了台灣文化協會是一個政治機關，實際上是搞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主張民族自決，我們推行這一運動的方法，就經常由連雅堂、林獻堂、蔣渭水、陳逢源以及我自己，到全台各地去向民眾講演，講演的內容大都是批評台灣總督政治之不法壓迫台灣人，以及鼓吹世界各國的民權自由與民族自主等思想，因此，我們的講演，常被在旁監視的日本警察將聽眾驅散，警察與演講者之間，時常發生衝突。被警察驅散的聽眾，往往留連不去，驅而不散，散而復聚，視日本警察為不共戴天的仇敵。在這種群眾運動中，於不知不覺之間，對於民族意思的喚醒，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力，更由於台灣文化協會的群眾運動，刺激了『台灣青年』月刊的發行，使協會和月刊成為同命相依的姊妹機構。台灣青年在文化協會的旗幟下，所掀起的抗日運動，真可以說是氣勢如虹。

可惜的是，到了民國十六年，文化協會中已漸漸滲入了迷信於共產主義的青年，致協會的主權逐漸為左派份子所把持，終使台灣文化協會分裂為左右兩派，舊人都是右派，新人都是左派，最後，在民國十六年一月初協會改組時，當選的主幹人人物，大都是左派的，舊人幾乎都被趕出了這個組織。」蔡先生稍作停頓，接說：「我也就在這時脫離了台灣文化協會，也就是我被迫脫離了我所主持過的第二個抗日運動的崗位。

蔡培火繼續說到他所謂「參與的第三個抗日運動」，他說：

我雖然離開了文化協會，但我並沒有脫離抗日運動的關係。」蔡先生顯得越談興趣越濃厚，接著又談到他參與的第三個抗日運動，他說：

「我在東京創辦『台灣青年』正是民國九年七月，蔣渭水在台灣倡組『台灣文化協會』是民國十年七月，就在這兩個組織成立之間的民國十年一月底，林獻堂、林呈祿、蔡惠仁三人，在東京倡議設置『台灣議會』的請願運動，就在這十一年的年底，我和林獻堂由東京回台灣，受到台胞志士的熱烈歡迎，少事休息，我和林獻堂就到全台各地訪問同志，宣傳設台灣議會的主旨。

當時在台灣之日本人，以為設置台灣議會，可能影響他們的優越地位，齊表反對，林獻堂和我的家中，都經常接到日本人的恐嚇信，罵我們是『逆賊』，謂如不改悛，就要殺害我們的全家，但我們仍照常進行我們的鼓吹工作，設置台灣議會向日本帝國議會送遞的請願書，除了第一次於民國十年一月卅日由林獻堂等在東京送遞外，以後每逢日本帝國議會開會，我們就從台灣派出同志攜帶請願書到東京去請願。

設置台灣議會的第三次請願行動，是民國十二年二月，由蔣渭水、陳逢源和我，共三人到東京去。我們在東京期間，並召集同志，決定將在台灣被禁止結社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即在東京予以重建復會。當我和蔣渭水、陳逢源在東京向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後，即於同年二月底回台，暗中從事募集期成同盟會會員。

不幸這一消息被台灣總督府探知，以東京新成立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乃為在台灣被禁止結社的延長，認我們違反『治安警察法』，暗中準備逮捕同盟會員，至同年十二月十六日拂曉，日本警察全面搜捕同盟會員，被捕的有蔣渭水、蔡惠如、林呈祿、陳逢源等廿九人，我也在台南故鄉被捕了。都押送到台北地方法院檢查局審問，第一審結果，被捕廿九人，全部無罪。但檢察官不服，提出上訴，第二審判決結果，十六人無罪；六人各判罰金一百元，林呈祿、陳逢源、蔡惠如、石煥長、林幼春等五名各判禁錮三月，只有蔣渭水和我被判刑最重，各禁錮四月，被移送台北監獄收押執行。

當我們送到台北監獄收押時，民眾跟隨在後，沿途爆竹之聲，未嘗間斷，警察署長親自出動，騎馬揚鞭，驅散民眾，不可隨行。然群眾散而復集。由這一事件固足以明瞭日人壓制台胞之殘厲，更由此可以看出台胞當時對抗日事件的同仇敵愾之情。

我們雖然為請願設置台灣議會而坐了牢，但我們並不因此餒氣，因此畏縮不前，相反的，我們於第三次請願被捕坐牢後，意志更堅，自此以後，當日本帝國議會每日開會時期，我們即派人到東京去請願，先後請願了十五次，也就是說這一為台灣自治權利的請願運動連續進行了十五年之久，雖然最後沒有獲得成功，雖然日本人沒有砍我們的頭，但我們那群『有志一同』的夥伴，身處在那種『殺頭相似風吹帽』的環境下，而仍能『敵在世中逞英雄』的革命生活，今日憶想起來，仍是回味無窮哩！」

1960年代前後，乃至於1970年代的台灣地方自治選舉的實施，基本上是延續日治時期請願設置台灣議會而來。蔡培火幼年在雲林北港長大，在赴日求學之前有一段時間到台南教書。在賴淳彥所著《蔡培火的詩曲及彼個時代》一書的其中一篇序，係高俊明撰寫的〈蔡培火先生的詩歌〉。

高俊明尊稱蔡培火姨丈。高俊明家族可以遠溯祖父高長為第一代臺灣人基督徒，在馬雅各來臺宣教時，高長即成為馬雅各醫師管家並受洗。父親高再得醫生為高長三子，母親侯青蓮曾任長榮女中董事長。高俊明於1970年當選為臺灣長老教會總幹事，任內帶領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籲請國民黨政府「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引起震撼。

1980年，高俊明嗣因「美麗島事件」時協助施明德逃亡而被捕入獄。檢討2024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民進黨之所以獲勝的其中因素，已凸顯台灣歷史發展在南部地方政治與派系結構的複雜性。未來國民黨如想贏得南部選舉，和取得中央執政權，是需要有別於當前國民黨的一套經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