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23〕概說臺灣本土化與臺灣意識的演變（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台灣第一次本土化運動，發生在反荷蘭、西班牙掠奪時期，特別是1626年荷蘭打敗台灣北部西班牙的完全統治之後。該時期主要的本土化運動，嚴格說來，1628年發生的「大員事件」或稱「濱田事件」，它的起因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日本商人之間利益衝突所引發的，但它影響到後來1629年爆發的「麻豆溪事件」、1652年的「郭懷一事件」，乃至延續「鄭氏驅荷戰役」的本土化運動。

（一）麻豆溪事件：起因於1623年，荷印公司商務員的調查貿易情事，受到麻豆社的襲擊。加上，受到之前發生的「大員事件」，導致荷印公司與社民之間的互信不但蕩然無存，更因為公司施政所引發新港（今臺南新市區）、目加溜灣（今臺南安定區）、麻豆（今臺南麻豆區）、蕭壠（今臺南佳里區）等社民的不滿。荷印公司為了政權的穩定，長官納茨（Peter Nuijts）認為士兵總數要增派至500名才足以維護大員地區的治安。

1629年，納茨帶著一連隊的武裝士兵前往麻豆社緝捕來自大明國海盜，在回程途中的麻豆溪渡河時，受到麻豆、目加溜灣社民的襲擊。事件發生後，這群社民以戰勝者姿態，到新港社地區叫囂，並意圖截殺長官，燒毀官舍與牧師的住宅。由於長官已聞聲而逃，他們遂轉往赤崁，燒毀公司的牛欄、馬廄、羊圈之後，揚長而去。該事件的發生經過，荷蘭地圖更將「麻豆溪」標示命名為「謀殺者之河」、「叛亂犯之河」。

麻豆溪事件發生之後的半年，麻豆社再次殺戮一位駐守在赤崁的荷印公司士兵。當麻豆社和目加溜灣社的居民來到新港社，求見荷印公司長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希望能展開和談，經過傳教士干治士（Georgius Candidus）的斡旋，雙方達成三項協議：歸還被麻豆社殺害的荷蘭人頭顱、骸骨；歸還所有奪去的武器；此後每年貢獻感恩禮物。

1630年至1635年間，荷印公司仍然不斷地介入原住民族群之間所進行的傳統馘首戰爭，直到1635年11月普特曼斯親率荷印公司士兵，聯合新港社攻打麻豆社，麻豆社不敵，被脅迫下與荷方簽訂《麻豆協約》，並於1636年2月22日的集會上，28個村落一起確認協約的藍本。

（二）郭懷一事件：到了費爾勃格（Nicolaes Verburch）任職長官期間，由於福爾摩沙的原、漢人受到不公平的壓迫，積怨難平，導致於1652（明永曆6）年爆，發驅荷的「郭懷一事件」。檢視「郭懷一事件」的整個動亂事件，荷印公司主要藉由武裝動員來的2,000名社民的幫助，以及在配有火槍裝備的荷軍指揮下，來對抗由郭懷一所領導這些手執末端削成尖的竹竿、高舉鋤頭和鐮刀的抗議農民。

受到不滿意荷印公司統治的日本人紛紛離開大員，導致在荷印公司各處商館附近的地區，居住了許多從其他地區遷來的，尤其是由移自對岸來台的漢人的大量替補。最後，東印度公司雖然利用原、漢關係的矛盾，將此一驅荷抗爭事件鎮壓了下來，但經過此反荷事件的影響，大員地區農業的生產遭受重大損失，不但儲存的稻穀物資等，和多數房屋被毀，貿易也陷入停頓，致使公司蒙受重大損失。1651年，受到影響種植的甘蔗也無法收成，長老和農民都無法以原糖抵換公司貸給他們的胡椒。

1656年，鄭成功集團的下達禁行臺灣的命令，更慘的本土產業是1657年發生了流行病、蝗蟲災害，荷印公司長官揆一（Frederik Coyett），不但無法有效控制社會秩序，亦無力對抗來自以鄭成功勢力為主的海上集團。

荷治初期，由於必須先花費巨額軍事費用和行政開支，以致經常出現赤字。但自1647年以後直至荷蘭1662年離臺，已年年有餘，顯示因沒有投入重大的本土建設經費，以及因無大規模抗爭所節省的軍事費用支出，其所投資與貿易的獲利，凸顯荷治時期掠奪經濟的特色。

高拱乾《臺灣府志》：「甲螺郭懷一謀逐紅彝；事覺，召土番追殺之，盡戮從者於歐汪〔今臺南永康〕，商民在臺者被土番殲滅不可勝數；而商賈視臺為畏途矣。」

（三）鄭氏驅荷戰役：起事的郭懷一，本是擔任距赤崁2哩附近一個小村的村長，係曾是鄭芝龍舊屬，而鄭成功受其影響。1662年，自廈門率軍攻臺灣，結束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為期38年的統治，從此以臺灣為「復明」基地，放棄原在「思明」廈門的基地，開啟了近代臺灣發展所謂第一階段本土化運動。

高拱乾《臺灣府志》：「荷蘭與成功戰不利，遂退保臺灣土城，歸一王以死拒之。鄭師力攻不克，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勢窮，復整夾板船十餘艘與成功決戰；成功因風縱火，焚燒彝艦，荷蘭大敗，然終無降意。成功使人告之曰：「此地乃我先人故物；今所有珍寶聽而載歸，地仍還我，兵始罷。」荷蘭知勢不敵，爰棄城歸。」

1662年，鄭成功治臺，鄭氏政權除了承認先來漢人和已開化原住民對於土地既得權益，先確立了財產權的方式以安撫居民之外，凸顯有別於荷蘭時期的「客居」性質，乃實施「軍屯為本、佃屯為輔、寓兵於農、展拓貿易」的政策，不僅是建立了「獨立王國」的養兵設官，更欲據臺灣以進軍大陸。這種「軍兵屯墾」的本土化制度，平時則化兵為農，使能自食其力；戰時則化農為兵，期為征戰之用。

《臺灣外記》引鄭成功話：「大凡治家治國，以食為先。苟家無食，雖親如父子夫婦，亦難以和其家；苟國無食，雖有忠君愛國之士，亦難以治其國。……故以為農者七、為兵者三，寓農以散兵，非無故也。今臺灣乃開創之地，雖僻處海濱，安敢忘戰？暫爾散兵，非為安逸，……農隙，則訓以武事；有警，則和戈以戰，無警，則負耒以耕。寓兵於農之意如此。」

承上論，鄭氏東寧王國在臺時期推動具有本土化的軍屯制度，臺灣作為移墾社會，普遍存在有前人不學，窮人不能學，以至於學校不振，文風日衰的負面評價。但是鄭氏治臺時期的設立吏、戶、禮、兵、刑、工等行政組織，鄭經於1666年興建完成孔廟，採中央設學院各地方設立學校的學制，舉辦科舉考試，實施教化，建立了臺灣的教育制度。

鄭成功雖身陷父親鄭芝龍亦盜、亦商、亦官角色的與國際資本主義市場利益，以及國家民族大義之間糾葛，但是鄭成功深受大明儒家忠君思想的影響，一心想要維繫大明的政權正統；並在複雜的現實社會中，凸顯其出身、家世、政經作為上的儒家文化典範。鄭氏時期善用透過船舶、船員、交易、語言或血緣，與周邊陸上的大清國、日本等都保持了策略性關係，其所實施的各項措施都有助於台灣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