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22〕概說臺灣本土化與臺灣意識的演變（三）

（全民專欄/陳天授）對於本土化所強調本地者歸返鄉土的主觀融入當地的意涵，我們當可理解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密切的淵源。以下觀點是從台灣早期的「歷史地理說，與原漢語族說的兩種說法加以檢視：

（一）歷史地理說：從臺灣地理位置的歷史說起，在福建東方之澎湖的東方臺灣海島，檢視最早的相關中文文獻，其明確記載的島名，叫「東番」，不叫「臺灣」。〈臺灣詩〉：「東番海島大員港，港邊居住新港人；荷蘭建城沙洲上，船來船往叫臺灣。」1574年（明神宗萬曆2年）6月與10月的《明實錄》：「逋賊林鳳鳴擁其黨萬人東走，福建總兵胡守仁招漁民諭東番合剿。海賊林鳳自澎湖逃往東番魍港。總兵胡守仁傳諭番人〔按：指島上原住民〕夾攻。」

1695年（康熙34年），曾經來臺1年的徐懷祖所寫《臺灣隨筆》：「臺灣於古無考，惟明季蒲田周嬰，著《遠遊編》，載〈東蕃記〉一篇，稱臺灣為臺員，蓋南音也。由「大員」或「臺員」的除了轉音為「臺灣」之外，明代澎湖是大明國（1368-1644）的領土。在明代官方文獻以臺灣島在澎湖東方，島上住有番人，故稱「東番」，原住民也叫「東番」。島上最早記載的地名是「魍港」。顯見「臺灣」之初稱，僅限於南部的一小區域，並非指全島而言。

回溯17世紀明末清初時期，臺灣南部的海岸線，向東屈伸，形成內港〔按：俗稱臺江〕。在此內港之外，還有若干島嶼，其中最大者，稱一鯤身（即後來所稱的安平）。《臺灣府志》：「一鯤身外在西南大海、內係臺灣內港，宛在水中央，採捕之人居之。」所以，《重修臺灣縣志》：「至萬曆末，紅毛番泊舟於此，因事耕鑿，設闤闠，稱臺灣焉。」

內港西岸為當時平埔族（Pepo group）所居的「大員社」或稱「臺員社」，而漢人則集中於此島，名之為「臺灣」，荷蘭人在此築「熱蘭遮城」（Zeelandia,或稱臺灣城）；爾後，又在對岸「赤崁」築「旁遮城」（Provintia,或稱赤崁樓），凸顯先有臺灣之稱而後有城，乃至於造就了日後由於一鯤身島及其對岸陸地的發展。

1603年，福建人陳第隨沈有容追剿海寇而抵達大員寫下〈東番記〉：「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島中，起魍港〔今嘉義布袋〕、加老灣〔今臺南七股〕，歷大員〔今臺南安平〕、堯港〔今高雄茄萣興達港〕、打狗嶼〔今高雄打鼓山〕、小淡水〔今高屏溪〕；雙溪口〔今嘉義溪口〕、加哩林〔今台南佳里〕、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斷續凡千餘里。種類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無酋長，子女多者眾雄之，聽其號令。」

1635年（崇禎8年），給事中何楷陳靖海之策：「臺灣在澎湖島外，距漳、泉止兩日夜程，地廣而腴。」於是「臺灣」這一名稱的範圍，發展到了鄭成功攻臺時，「臺灣」在廣義指臺灣島，狹義指大員。當荷蘭人撤離熱蘭遮城，也就是所謂的「臺灣城」之後，鄭成功改臺灣為安平鎮，狹義的「臺灣」稱呼遂逐漸消失，乃至於到了大清時期的逐漸擴及全島。

因此，官方的正式命名「臺灣」，也一直要等到臺灣島嶼的列入大清國版圖時才定名。因此，「臺灣」只是一個地名，甚至於清治臺灣之後的歷經日本，乃至於迄今（2024年）中華民國的統治，臺灣並非國名，當然不能被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首任諸羅縣知縣季麟光在其《蓉洲文稿》：「萬曆間〔1573-1620〕海寇顏思齊據此地始呼臺灣。」《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廷議設府一，曰「臺灣」；屬福建布政使司。領縣三，附郭曰「臺灣」，外二縣曰「鳳山」、「諸羅」。」

西方國家早期如葡萄牙稱臺灣島嶼為「福爾摩沙」（Fomosa），而美國官方文件也要到20世紀1950年代，才以「Taiwan」取代了17世紀以來的「Formosa」。從民族主義建構國家、土地、人民與文化關係的歷史演變而論，由於深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過去是領土未必不可分，過去不是領土也未必不可合，凸顯社會人口的變遷，和地理環境變化與地名變更，亦同是受之於政權的更迭。

檢視過去歷史文字上有關臺灣地理與地名的記載，如《列子》的「岱輿」、《尚書》的「島夷」、《漢書》的「大冤國」、《後漢書》的「東鯷（鯤）」、《三國志》的「夷洲」、《隋書》的「流求」、周嬰《遠遊篇》的「東蕃」、《方輿紀要》的「北港」、《明史》〈外國傳卷〉的「雞籠山」、日本的「高砂（沙）（山）國」、《文獻通考》的「毗舍耶」、《臺灣舊誌》的「東都（寧）」、《澎湖廳志》的「東瀛」，都可能指涉的是「臺灣」。

因此，就有《史記》稱東越人，所指東越海外最近的島嶼為澎湖臺灣；或是秦朝（前221-207）稱「瀛洲」、漢朝（前202-220）稱「東鯷」、三國（220-280）稱「夷洲」、隋朝（581-619）稱「流求」、唐朝（618-907）稱「島夷行」、宋朝（960-1279）稱「毗舍耶」等不同對「臺灣」認識的說法。

另外，臺灣地處東亞要衝，雖然早在西元前漢人已廣泛地繁衍到江南、南洋和亞洲各地。臺灣又緊隔鄰中國大陸版塊，縱使到14世紀大明國（1368-1644）的建國，今天的臺灣對當時的大明人而言，在其所認知的圖景還只是不相連屬的雞籠、小琉球、東番等島，乃至於16、17世紀的臺灣仍然少為人知。

從15、16世紀起，乃至到了17世紀中葉，大明國在歷經了嘉靖（1522-1566）、隆慶（1567-1572）期間東亞海域以日本人為主的「倭寇」，以及後來繼起在萬曆（1573-1620）、天啟（1621-1627）、崇禎（1628-1644）期間，以大明國人為主的「海盜」之亂，在歷史這麼長一段的洪流歲月中，閩粵一帶的漳、潮海盜，或海商領袖曾一本、林道乾、林鳳鳴（即林鳳）等人，先後都因逃避官兵追捕而來到「東番」（荷蘭佔領時期所稱福爾摩沙的一部分），和魍港（清史文獻中指的蚊港）、打鼓山等地。

遠在1225（宋寶慶元）年趙汝适《諸蕃志》〈毗舍國〉：「泉有海島曰彭湖，隸屬晉江縣。」到了大元國時期（1271-1368）汪大淵《島夷誌略》：「彭湖：島分三十有六，巨細相間，坡隴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間，各得其名。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有草無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結茅為屋居之。……工商興販，以樂其利。地屬泉州晉江縣。至元年間〔1335-1370〕立巡檢司，以周歲額辦鹽課中統錢鈔一十錠二十五兩，別無科差。」據是，澎湖遂有相當人數的泉州人到澎湖定居，半耕半漁，並有商販的往來，而以置官設治。

（二）原漢語族說：對照臺灣原住民族與漢族的關係，當漢族未移入以前，原住民族或許是過著一段幾乎與外界隔絕的相當長日子，他們也試圖保存著自己固有傳統的習俗文化特質。

回溯前8世紀至前3世紀古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生活在黃河流域代表漢族的吳國，與南方代表百越族的越國，爆發了吳、越之間的種族戰爭。

檢視百越族的分佈的區，中國百越一直要到唐朝時期（618-907）才被「開漳聖王」陳元光（657-711）所征服。此後許多的漳、泉人，在他們身上大部分都還混合流有百越的血緣，嗣經自大陸東南沿海的不斷遷徙，由福建外移到連江縣馬祖的亮島（原名浪島，古稱橫山）。

此移動的路徑，後來更是越過臺灣海峽移入臺灣的重要通道，也成為是臺灣漳、泉人的祖先或原鄉。所以，廣義來說當今的所謂閩南人與越南人，也可以說同是系出百越的血緣和語族。

從人類考古學的角度而論，百越被列屬於「南亞語族」。然而，生活在臺灣最早的住民，也就是現在所稱的臺灣原住民族，他們隨著近年來鑑識科學的進步，根據臺灣馬祖亮島所發現8,300年前的人類骨頭，經DNA檢驗之後，證實是屬於「南島語族」，臺灣又可以說成是「南島語族」祖先型文化的形成地，臺灣原住民族又成為是「南島語族」分化的源頭，而其更早的淵源更可追溯到中國大陸南方的沿海。

承上述，臺灣最早住民的「南亞民族說」，或「南島民族說」，迄今都是人類學家、考古學家，或是歷史學家探討的焦點，但由於臺灣正位在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交會處。我們從中國東南沿海古代先民與東南亞及太平洋島嶼文化圈的文化習俗、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也可看出其較大的共性和親緣關係。

換言之，溯自17世紀以前的臺灣社會，可能都已逐漸形塑經由越族、漢族與南島語族的移民融合社會，印證臺灣如果不是移民的目標，那一定不是什麼樣的理想之地。如果從這觀點可以被接受的話，臺灣也可以被解讀稱是屬於中華民族地其中一支，甚至於指稱「臺灣自古以來即是中國的一部分」。

檢視17世紀以前，臺灣在歷經幾個世紀土地權的演變，從土地最初是由領有而公有；公有之後，乃成族有；族有之後，乃成家有；家有之後，乃成私有。這時期原住民與漢人融合發展本土化的地區，主要偏在西部平原，除了部分是漢人的從事耕作外，主要還是靠著屬於原住民族的其中一支，住居平地地區，已經比較漢化程度的平埔族，其所種植粗放的傳統農業為主。

而對岸當時大明國（1368-1661）的初期曾一度放棄平湖〔今澎湖〕，徙民墟地。直到1563（明嘉靖42）年大明國復因澎湖已成為倭寇和海盜的巢穴，乃又在澎湖恢復設立據點。甚至於1603（明萬曆31）年調派浯嶼把總沈有容，率師渡海至「東番」剿滅海盜。

此後，大明國於1607（明萬曆35）年在澎湖改置「衝鋒兵」的官職，最主要剿擊橫行於該海域的李旦、顏思齊，和後繼出現的林辛老、楊六等海盜集團，以及沈演、林錦吾等在大員（臺南）、笨港（北港）一帶，從事跨國走私貿易的「半商半盜」（half pirates, half traders）活動。

這些「半商半盜」武裝集團的出沒，株連蔓引，關係密切，不但開始以臺灣為基地，來往於大陸沿海的福建、廣東等地，更遠至呂宋及柬埔寨等。然而，當時臺灣、澎湖與大陸之間的來往，尤其是來自大陸的漁夫提供的米、鹽和雜貨，而原住民可提供的狩獵物，扮演大陸沿海逐漸移民開發臺灣，形塑原漢融合的本土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