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24〕概說台灣本土化與台灣意識的演變（五）

（全民專欄/陳天授）台灣第二次本土化運動，發生在19世紀中葉前後的反帝國主義列強入侵時期。檢視清治台灣時期（1683-1895）面對英國自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後，製造業與服務業逐漸取代農業所得，資金與技術也隨著向國外發展。在國際強權時期，強調貿易利益，鼓勵降低關稅的敞開國際市場大門。

台灣由於受到帝國主義列強商業資本的侵入，以金融高利貸形式利用買辦居間運作的機制，進行對台灣的侵略。清治初期發展的本土化，凸顯土地開墾主要是在恢復明鄭時代留下的荒廢田園，儘管大清政府官方的宣示「荒地就是番地」的禁墾番地政策，但仍有漢人不畏險境的湧入開墾。土地開墾地區的先後，主要從台灣的西部，再從南部而北部。

清治初期的發展本土化政策，更凸顯於1721年的爆發「朱一貴事件」之後，藍鼎元曾在為其族兄藍廷珍草擬的致閩浙總督滿保的〈論台鎮不可移澎書〉：「以澎湖總兵控制台灣，猶執牛尾一毛欲制全牛，雖有孟賁、烏獲之力，總無所用。今在廷臣中，莫有敢出一言為皇上半壁封疆之計，何異欲棄台灣乎？台灣一去，則泉、漳先為糜爛，而閩、浙、江、廣四省俱各寢食不寧，山左、遼陽皆有邊患。」這見解強調台灣本土化的重要性，獲得提督姚瑩等人的支持。

19世紀中葉，英、法、美等帝國主義列強國家以創造企業利潤為優先，透過資本主義市場利益構成的國家社會基礎，挾著其軍事優勢向外侵略。清治台灣本土化時期的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戰爭，包括：反英法聯軍入侵事件、反美軍入侵事件、反日軍入侵事件。

（一）反英法聯軍入侵事件：先後可以分為三次。第一次是反英軍入侵雞籠。1840年，爆發鴉片戰爭。1841年3月，英軍戰艦「妮布達」號入侵雞籠（今基隆）。1842年3月，英軍再攻大安（梧棲）港。待到鴉片戰爭結束，8月《南京條約》簽訂後，英軍追究責任，當時的分巡台灣兵備道姚瑩，和台灣鎮總兵達洪阿被清政府革職，清政府命欽差大臣耆英向英方道歉，也被迫向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國家開放門戶。

第二次是反英法聯軍。1856年10月，發生英船「亞羅」號事件，和法國傳教士在廣西遇害。1857年7月，英法聯軍攻陷廣州、1860年北上攻佔天津，清政府分別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以及後續的《北京條約》其中約定開放台灣的安平、滬尾（淡水）為通商口岸，1861年7月更擴充至打狗（旗後）、雞籠，一共開放了四個港口為商埠，這是台灣首次對外開港貿易。

檢視《天津條約》的簽訂，實施台灣開港之際，斡旋開南部台灣府（安平）的國家有俄、美兩國，而同時主張開北部淡水港者全係法國，台灣也因為開港而被納入國際市場體系，不再單是扮演大陸貨物的集散中心，以及對大陸、日本、南洋各地貿易的轉運站。

回溯法國從1857年開始鑒於英國鴉片戰爭的戰果，開始積極入侵進攻越南，以作為其在亞洲殖民的根據地，並逐漸擴張其勢力。同時，法國對台灣的煤礦價值亦已覬顗很久，法軍為奪取煤礦三次派艦攻滬尾、雞籠未果，遂改攻澎湖。清軍在越南諒山雖告捷，在海上則法軍艦佔絕對優勢，清廷最擔心戰火擴及大陸本土，李鴻章主張藉諒山一戰之威，1883年法國逼安南締結《順化條約》，安南淪為法國殖民地。安南一向為清國保護，導致1884年法國視為向清國要求補償的發動「報復戰爭」（war of reprisals），更加使得帝國主義國家體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然而，戰事的進行並未如法軍預期的佔有完全優勢，可以順利達成其速戰速決的目標。

清法戰爭初期台灣的佈防工作，由台灣道劉璈主持。劉璈將全島分成前（澎湖）、後（花蓮、水尾、埤南、三條崙以迄鳳山界）、北（大甲溪以北到蘇澳）、中（曾文溪以北，大甲溪以南）、南（曾文溪以南）各設統領，可獨立作戰。7月，劉銘傳以「巡撫銜督辦台灣事務前直隸提督」為全權大臣，抵達基隆，負責全島防務，只直接向朝廷負責。

蓋法軍最初出兵台灣的原因，主要是於牽制其與中國東南沿海福州的聯絡，以拓展其在亞洲地區的勢力。法軍自1884年10月初由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提督指揮下，先在基隆一帶打敗劉銘傳軍隊，劉軍改駐紮艋舺的台北府。10月20日，孤拔宣布封鎖台灣海岸，11月2日清軍攻打嶺腳、暖暖一帶法軍，清軍敗退，法軍也難向內陸推進。戰事的陷入糾葛，截至隔年4月為止，法軍總計封鎖台灣約5個月，但佔領澎湖則維持到6月清法簽訂《天津條約》，是為清法《越南條約》。其中第九條規定法軍須從台灣、澎湖撤兵；依據此約，大清國承認越南為法國的保護國，法軍並於7月以前全部撤離台灣。

第三次是英軍入侵安平。1863年，清政府收樟腦為官營，外商要求取消，導致1869年，英艦轟擊安平，佔領赤崁，清政府與英領事訂立協約，主要內容包括：撤銷樟腦官營、保護外人內地旅遊安全、賠償損失1萬7千餘元、革除失職官員台灣道梁元桂、承認傳教自由。自此以後，外國傳教師之來台灣者日增。

（二）反美軍入侵事件：1854年，美國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M. C. Perry）率艦抵基隆港，並進行對煤炭的調查和海難人員的搜索。1867年3月，美船羅發號在台灣南端七星岩觸礁而沉沒，船上人員被害，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 W. Le Gendre）出面交涉未果，美國水師率艦來討。

早在美船羅發號事件發生之前，台灣南岸及東海岸，就陸陸續續發生外國船隻水鬼號（Kelpie）、薩拉‧特洛曼號（Sarah Trottman）、拉蓬特號（Larpent）等船難，以及發生德國軍艦葉路別（Elbe），和英國軍艦細魯比亞（Sylvia）號欲登陸台灣南部海岸，而與當地住民族發生衝突的事件。羅發號事件之後，當時奉命調查船難事件的台灣道台吳大廷認為，該地點係位在生番界內，其行劫的兇犯，並非華民，該處乃未收入中國版圖，且為兵力所不及，委難設法辦理。通曉國際法則的李仙得，因而開始台灣原住民土地的所屬及管轄產生質疑，後來李仙得發現台灣地方官不但沒有設法營救遇難人員，也沒有派官兵對付原住民，遂改派水師前來。台灣鎮總兵劉明燈，因李仙得到台灣府理論南岬（按：指鵝鑾鼻）的羅發號事件，於是領軍900人，自台灣府出發，要到柴城攻打龜仔用社（今墾丁社頂公園），到了枋寮，軍隊無法繼續南下。於是招工募民，自枋寮開一小道到車城，並在車城福安宮曾留下碑文。

1868年，十八番社頭目卓杞篤在清政府官員「立會」下與李仙得議和，締結《南岬盟約》，清政府承諾保護外船安全，儘管未接受1870年李仙得向台灣總兵楊在元、道台黎兆棠與知府祝永清的建議興蓋一座砲台，但清政府仍於1881年動工，1883年建成鵝鑾鼻燈塔。李仙得的交涉船難事件過程凸顯在屢經地方官員推諉塞責，堅持恆春半島屬於禁地，土番非屬「人國」的濫調之後，李仙得選擇主動和土著頭目接洽，訂立合作盟約，變成土著盟友，導致李仙得的依據國際公法，認定南台灣土著屬於非文明的無主狀態。

清治台灣之前，自枋寮以下，山海相連，獅頭群山，直接入海，無路可通。清國將版圖自限到枋寮，將以南的「瑯嶠」視為「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當時柴城（今車城）有渡海而來福佬人移民數千，是瑯嶠第一大城。李仙得在美國政府的承認下，直接和台灣南部的番社代表簽訂國際合約，同時有清國的官員立會，儼然台灣有兩個政府存在，而清廷政府亦與默認。3年後，牡丹社事件發生時，遂給與日本出面干涉的藉口，發展侵犯台灣主權的論述。

（三）反日軍入侵事件：1871年11月，琉球島民69名漂流至台灣東南八瑤灣港附近，上岸後誤入牡丹社，其中54名被害；翌年10月，日本小田縣人3名在台東馬武窟社被搶。17世紀初以來，琉球以臣屬日本薩摩大名（諸侯, the Daim8o of Satsuma）。日本為琉球宗主國，於1874年5月以日本「漂流難民」被殺為藉口，派有功丸在台灣車城南方的社寮村（今車城鄉射寮村）登路，引發激烈的石門之役，牡丹社和龜仔用社（或稱高士佛社）被日軍焚毀。接受保護旗的有射麻裏社的一色、文率社的加禮帶、八龜角社的辛曉、羅（老）佛社的魯林、隆鑾社的兵也來，以及豬朥束社與龜仔用社頭人派的代表，日軍並擴大佔領區，墾殖長久駐屯的部署。

日本「征台之役」的牡丹社事件後，12月沈葆禎來到風港，改風港為「楓港」。次年，「瑯嶠」成為恒春縣。清政府的態度已從羅發號事件時宣稱「羅發號船員並非在本國疆土內或海面遇害，而是在生番所據地遭難」，轉變為主張「化外之地絕非無主之地」。日本也因明治維新才開始，財政拮据，經不起與大清國打戰，經過多次斡旋，以及美國和英國的介入，清日雙方於1874年10月簽訂《北京專約》。1875年元月，大隈重信奏請天皇廢除已達成階段性任務的「台灣蕃地事務局」。

「征台之役」之後的日本，因此得以解除琉球與大清國宗藩關係的兼併為日本領土，並於1879年置沖繩縣；而且也影響英、法兩國撤銷自幕府時代末期以來派在橫濱的駐兵，凸顯明治外交上所受間接之利益甚大。更由於清政府正式承認日本出兵台灣「保民義舉」的合法性，這是日本南進的先聲，而開啟了20年後日本的攫取台灣。牡丹社事件的簽訂《北京專約》之後，清政府為了表示擁有南部地區原住民主權，也開始重視台灣的防務和建設，福建巡撫應移駐目前地位更重要的台灣。所以，才有後來台北府和台東廳的設置，也導致台灣島的全部開放，大清國人終於可以自由移民台灣。

1874年，日本發動的「牡丹社事件」，和10年後的法軍來襲，除了更促使大清政府體認台灣地位的重要性。然而，1875年試圖伸張南台灣原住民統治權的討伐獅頭社結局，大清國表面上勝利，其實付出慘痛的代價，形成清國官兵、移墾漢人、原住民、日本人等等錯綜複雜的緊張關係。

綜合上述的反國際帝國主義侵略，標誌著清政府喪失了司法、關稅、外貿、沿海貿易、內地通商、內河航運等方面的主權，凸顯出清政府完全失去對外保護自己國內政經濟利益的職能，完全受制於外來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的侵略，導致國家是處在半殖民地的窘境。

1874年，清治台灣自強新政展開求新、求強、求變的現代化運動，由於台灣當時已具備相當規模的本土化社會基礎，及逐漸出現擁有商品交易實力的本土資本家，從內部以支撐自強運動；再加上台灣島民的民智已開的諸多因素，更有利於現代化運動的加速促成台灣政經發展本土化的條件。1875年，福建巡撫沈葆楨奏准設立台北府，下轄淡水、新竹、宜蘭與基隆諸縣。1879年，台北正式開府，陳星聚被任命首任知府。回溯日本佔領台灣初期規劃台北新市區，拆除台北城牆，填平護城河，留下四座城門，見證了沈葆楨、陳星聚對台北城的建設事蹟。（參閱拙作：《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一）：清領時期台灣近代化的產業革命》，頁23-42，照片如附）。

反帝國主義國家入侵時期的台灣本土化，特別是在於推動台灣的建省，以及植基於沈葆楨（1820-1879），完成於劉銘傳（1836-1896），和承啟於沈、劉之間的丁日昌（1823-1882），其更加凸顯清治台灣發展本土化與自強運動現代化的雙重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