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25〕概說臺灣本土化與臺灣意識的演變（六）

（全民專欄/陳天授）臺灣第三次本土化運動，出現在1895年之後的反日本殖民時期。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經過1895年的戰勝清國，和在1905年日俄戰爭的獲勝，以實力證明了明治維新的成功，讓日本這國家一躍成為亞洲的強國，並與西方列強展開在亞洲的殖民地爭奪戰。臺灣反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本土化運動，可分為武力反日與非武力反日的二大類型運動。

（一）武力反日的本土化運動：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時，清政府調兵渡臺籌畫防守，但北洋清軍戰事不利；1895年3月23日清政府詔令北洋大臣李鴻章為全權大使、副使為李經方，率團赴日，與日本議和。談判地點就選在日本下關，日方代表為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舉行會談，在簽署《馬關條約》事關割讓臺灣給日本，引發籌組「臺灣民主國」之議。

1895年5月2日，丘逢甲倡議成立臺灣民主國，5月23日宣告成立新政府，發表〈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照得日本侵凌中國，索割臺灣，全臺身民代表入京請願，未獲俞允。局勢危殆，倭奴不日將至。如屈從，則家園將淪入夷狄；如抗拒，以實力不如人，恐難持久。屢與列強相商，咸謂臺必先能自立，始可保護。臺民誓不服倭，與其侍敵，不如死守。爰經臺民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官吏皆由民選，一切政務秉公處理。惟為禦敵、治理臺事，須有人統率，以保鄉衛土。巡撫兼署臺灣防務唐景崧，素為臺民敬仰，爰由士民公推為民主國總統。官章業已刻就，訂於五月初二日已時（陽曆5月25日上午9點），由全臺紳民公呈。凡我同胞，勿論士農工商，務須於是日拂曉齊集籌防局，見證隆重就職典禮。盼勿遲疑。全臺人民公告（蓋紅印）。」

新政府以唐景崧為臺灣民主國總統、丘逢甲為副總統兼團練使，劉永福為大將軍、李惟義義軍總兵、林維源為議院議長（林維源婉拒，但在慶典活動的隔日即內渡廈門）。各部門分設於臺北府舊衙門裡，議院設在前籌防局、內閣閣員包括軍務大臣李秉瑞、內部大臣俞明震、外務大臣陳季同、姚文棟為遊說使等，主要機關則是設在前藩司衙門（布政使司署）。

在軍事行動方面，包括練勇兩軍的正規軍在部署上，主要負責的有北路守備唐景崧、中路守備林朝棟、丘逢甲，南路守備劉永福，後山守備袁錫中，水師提督楊岐珍（兼）統領北部。與大清國形成「一國兩治」的新政府首要任務，即是發電通知列強，企圖贏得各國承認新的民主國。在臺灣領土已割讓給日本的情況下，除了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供應武器軍火、金錢支助之外，至於冀寄列強的承認主權，可謂癡人說夢話。

根據後藤新平指出，從他1898年開始赴任以來，到1902年為止的五年間，總督府所殺害的「叛徒」總共是11,950人。日本從1895年領有臺灣開始到1902年的八年間，就只憑日本政府一方的統計顯示，臺灣人被殺戮的人數就已達3萬2千人，這個數目超過臺灣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在5年之後，1907年11月，仍然發生了蔡清琳領軍的「北埔事件」；1912年，劉乾、林啟禎（慶興）的「林圯埔事件」，和黃朝、黃老鉗的「土庫事件」；1913年，由羅臭（嗅）頭、羅獅、羅陳、羅其才、李岑等人發動的「六甲事件」；1915年，楊臨所發動的「新莊事件」之外，特別重要的武裝反日事件更有：苗栗事件、玉井事件、霧社事件等。

承上論，臺灣民主國時期和臺灣割讓日本統治的初期，臺灣人採取武力反日的本土化運動，就殖民政府的統治角度，在1938（昭和13）年3月，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出版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是將臺灣民主國時期的反日定位在「本（指臺灣）島的武力平定」；之後日本統治初期則將臺灣人的反日定位在「本（指臺灣）治匪始末」。

（二）非武力反日的本土化運動：反日時期臺灣的本土化運動，除了上述武力反日的本土化運動之外，在非武力反日的本土化運動，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是將臺灣社會運動史分為文化運動、政治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右翼運動等八大類型的社會反日運動。

我們根據上述八大類型社會反日運動，將綜合其環境因素而選擇具代表性的非武力反日運動，透過時間脈絡以凸顯歷史事件發生的經過，其中包括：「治警事件」，以及「臺灣文化協會」、「二林蔗農」、「臺灣農民組合」等重大事件。

從台灣本土化的強調本地者歸返鄉土的主觀融入當地的意涵，檢視武力抗日與非武力抗日的兩大運動，除了將清治時期發生原漢土地之爭，和宗族社會與漳泉分類械鬥的轉向台灣人集體意識的對日抗爭之外，異族統治下所出現的巨大心理隔閡，更激發台灣人「祖國意識」的本土化運動。

承前述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做為一種精神表徵，「祖國意識」可以溯自鄭氏東寧王國時期，大量閩、粵移民到台灣，到了清朝時期更多來自漳州、泉州及潮汕地區的移民，因漢人濃郁的鄉土觀念，即便定居台灣的落地生根，但仍很多台灣人基於同文同種的血脈與歷史文化淵源，將其對岸大陸視為「原鄉」的情繫祖國。

日治台灣展現反抗日本殖民的強權壓迫，尋找本土的自主認同，不只要維護當時漢民族占多數文化尊嚴的強韌生命力，這也是臺灣發展本土化過程中特有遭遇的一段歷史。日本軍國主義殖民體制對台灣人「祖國意識」的本土化運動的思想控制，完全是建構在透過軍事武力與政經權力的宰制，以及進行殖民文化的傳播，是建立由上而下的殖民教育與教師訓練體系，主要透過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來從事日本語言文化的移植與同化。

日治初期總督府採取初等與中等教育區別的方式。在初等教育方面，臺灣有兩種不同的學校，一是專為日本幼童設立的小學校，另一種則是臺灣幼童唸的公學校。在中等教育方面，日本人就讀的學校是獨立的，臺灣人的學校則附屬於日本語學校，凸顯臺灣人的受到歧視，和自主「祖國意識」的遭到抹滅。

這種殖民教育制度的建立與變革，關鍵在於1922年總督府推行所謂「共學制」的新教育政策，臺灣整個教育制度才逐漸統一，但臺灣人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仍受到不平等待遇。1928年，設立的臺北帝國大學，本質上仍是為培養日本人才而設置的學校。

檢視總督府的教育政策，台灣人受益較大的是醫師養成教育，和集中在產業技術面，對於文法等社學科學教育方面臺灣人仍是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總督府藉引導臺灣青年從事既賺錢又遠離政治的醫師職業，來防止具有政治和文化意識的臺灣菁英，起來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

文化是人類歷史上最長遠歷史的傳承，相對於經濟發展模式的可被調整、政治體制的可被摧毀，以及社會型態的可被改造，但文化發展始終延續表現著自己的風格。因此，傳承歷史文化也同時彰顯政治、經濟權力的擴張，更促使總督府重視臺灣殖民文化教育的發展。1930年代以後，更積極展開推動皇民化運動，鼓勵台灣人進行國語（日語）化家庭，以及祭祀日本神社等等。

1920年代，又逢是個高漲民族自決與民主自由的年代，臺灣「祖國意識」的受到殖民政策的箝制，讓臺灣人更意識所受到非人道的殖民統治，總督府除了要剷除臺灣傳統式政治菁英與教育體系，主導臺灣民眾思想與生活的文教活動之外，更是要割離殖民地臺灣的漢人血緣與文化，以及其背後與中國文化淵源的歷史複雜關係。

承上論，日治時期臺灣受到殖民統治，臺灣人「祖國意識」為追求臺灣發展的本土化運動，臺灣人從武力和非武力的反抗日本政權，是繼荷蘭治臺時期的反荷蘭、清治時期的反列強之後，我們所稱謂的「臺灣第三次本土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