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26〕概說臺灣本土化與臺灣意識的演變（七）

（全民專欄/陳天授）臺灣第四次本土化運動，出現在1945年二次大戰之後的中華民國反國際共產赤化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傳統國際政治的帝國主義與經濟資本主義逐漸消失，被殖民地的紛紛成為獨立國，不但國際社會成員國的快速增加，也造成了國際思潮上意識形態的歧異與政經失序的現象，更凸顯國際間的結盟關係，加深區域的安全合作與衝突。

這種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立，亦同時出現於1937年至1947年美國的介入國共談判，尤其在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在中國國民黨方面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如何壓制蘇聯與中共政權的勢力擴張，深深影響台灣本土化與台灣意識的演變。以下分冷戰時期中美防禦國際共產赤化、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等重大國際與兩岸政局變化的議題。

（一）冷戰時期中美防禦國際共產赤化：冷戰期間，中華民國加入以美國為首，標榜自由民主的反國際共產赤化，正凸顯這時期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對抗關係。冷戰之前的國共戰爭，可以溯自1940至1946年間的經過七次時戰時和。195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在臺北簽訂〈中日合約〉，是界定當前臺灣主權歸屬的國際條約。〈舊金山對日合約〉以及〈中日條約〉簽訂後，基本上確保了在實際上只有統治臺灣和澎湖群島的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繼續代表中國的地位。

1954年12月，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The Sino-U.S.A. Mutual Defense Treaty ）。1955年1月，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授權艾森豪，如果總統認為必要時，得使用美國軍隊保衛臺灣澎湖及與協助臺灣澎湖有關的其他地區，這是通過〈臺灣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的意義。它確保了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和臺澎金馬的安全，建構完成美國西太平洋防禦體系最後一環的戰略，鞏固美國在亞洲的圍堵力量。1958年，「八二三炮戰」更確定了兩岸分裂分治的事實。

回溯1947年，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是導致日治以來台灣人「祖國意識」的最大轉折點，尤其當時被批評最嚴重的是國府來台部分官員的貪污腐敗，讓台灣人有「接收」變「劫收」的感受，以及祖國與日本統治同樣讓台灣人有被歧視的感慨，加速台灣人「祖國意識」的破滅，終致產生「台灣人」與「外省人」的族群情結。

1949年12月，隨著國府的撤退來臺。1950年5月20日，政府宣布戒嚴，實施黨禁、報禁等嚴厲措施，以及蔣介石政府主導「以黨治國」體制的傾向「中國化」政策，導致1950、1960年代，部分台灣人的「反國民黨」與「反中華民國政府」情結，戒嚴體制與日治時期殖民體制的壓制臺灣人的慘境實無二制。

（二）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檢視美國決定調整不再視中共為一過渡性政權的策略，尤其是到了1961至1968年間，美國受到國際姑息主義瀰漫、越戰和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的影響，開始謀求改善與中共的關係。加上，美國在國際裁軍問題、中共對東南亞自由民主國家的威脅，以及在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權陷入僵局等問題，促使美國極欲調整對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

1969年，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提出以「談判」（negotiation）代替「對抗」（confrontation）。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等議題。尼克森政府認為有必要設法結束中國大陸在世界上的被孤立，尼克森政府認為美國、西歐、日本、蘇聯，和中共，它們的關係將決定世界和平架構。

美國曾向聯合國提出兩項議案，一是將「驅逐中華民國」列為重要問題，須三分之二絕對多數才能通過；一是「雙重代表權案」，要求同時承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季辛吉的訪問北平，無疑被各國視為美國已改變立場的跡象，認為美國已從反對中共加入聯合國轉而歡迎其加入。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投票的結果致使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並通過重置（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重創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根據新文獻資料顯示，當時外交系統人士曾建議，為讓中華民國的聲音能夠在國際上被聽到，希望能以「中華臺灣共和國」的名義，試圖留在聯合國，但被蔣介石悍然拒絕。

面對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的嚴峻國際新情勢，中華民已喪失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席次。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中央機構大舉取用本省籍人士，以及增補選中央民意代表的積極推動本土化政策，取代蔣介石主政時期執意實施所謂「改土歸流」的中國化政策。

同時，面對「以阿戰爭」所引發的國際石油危機，蔣經國任內仍推出「十大建設」的凱因斯經濟政策，表示國民黨主導中華民國落實建設台灣的堅定決心，來穩定台灣社會。該階段凸顯台灣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成為國家的雙輪，帶動台灣的政經發展。

（三）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1972年，美國與中共發表〈上海公報〉（Shanghai Communique），聲明「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而美國對臺灣的立場則為信守對同盟國的條約、美國政府獎勵美國企業的對臺投資、美國輸出入銀行將繼續給與臺灣大量融資，以及對臺軍事援助案，突顯美國一方面想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樹立外交關係，另一方面也想要防衛臺灣的安全。

1978年，美國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並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美國政府認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美國既可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第三世界的影響力，亦可加強美國與蘇聯進行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中共急於與美國建交，乃欲形成「反蘇統一戰線」，蓋與日本建交時加入「反霸權條款」，即被俄共認定為「反蘇包圍網」的陰謀。

1979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認定任何試圖以和平手段以外的方式，包括經濟抵制或禁運，決定臺灣之未來，將被認為乃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的一項威脅，為美國所嚴重關切，美國將提供臺灣防衛性武器，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可能危及臺灣人民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武力行使，或其他形式的強制行動。

1980年代，美國根據〈臺灣關係法〉和〈八一七公報〉來發展與臺灣的關係。臺灣政府將以往採用「零和遊戲」的外交改採「彈性外交」來推動對外的實質關係與經貿活動。1989年，美蘇關係和解，直接促成兩極體系的瓦解，繼之，東歐國家在因應國際環境變遷，與內部經濟改革需求而來的政經變動，更進一步於1990年中期後，徹底打破戰後以來所構築的東、西冷戰體系。

冷戰的結束，促使全球市場利益與加強經濟安全的結構下，要求區域及各國自主性的呼聲高漲，不僅僅加速共產主義國家的倒向資本主義市場體制，更形塑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都牽動中華民國於1987年宣布台灣解嚴，開放兩岸探親的國家政經體制的重大變革，對於台灣本土化與台灣意識的演變也產生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