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68〕臺灣資本主義發展與挑戰（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資本主義發展到了19世紀末，美國許多企業集團的大型企業經營模式形成，他們從放任自由的競爭，推展到組織比較鬆散的卡特爾，進而組成嚴密的托拉斯。美英德等國的企業經營很難預防成員欺騙和搞秘密削價競爭，終於導致美國薛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的頒布。

到了20世紀末，許多大型企業經營模式已發展成股東根本無法如許多人預期一樣去約束經理人的權限，終於爆發安隆公司（Enron Corp.）的破產案。安隆能源公司，在短短數年之內，從幾近兩手空空，發展為財報年營收達1,010億美元的大企業，到最後因破產而瓦解。

安隆的事件象徵狂飆的1990年代所有的錯誤，包括企業貪婪、會計醜聞、製造公共影響力、銀行業醜聞、解除管制，以及自由市場魔咒。安隆公司的海外營運同樣說明了美式資本主義全球化、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以及在國外濫用美國企業力量等黑暗面。

1997年10月，美國司法部首度對微軟公司（Microsoft Corp.）發難，認為Internet Explorer應是一個獨自分離的產品，微軟將它連結放入Windows的作法，以違背1995年的「反托拉斯協議」（antitrust agreement）。該協議是為解決早先微軟被進行反托拉斯調查而簽訂的。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Peter Drucker）指出，基於一般商人或是古典經濟學家認為企業是賺錢的組織，企業的經濟論往往強調「利潤的最大化」，它實際上只是古語「賤買貴賣」的複雜化說法而已。利潤本身並不是企業的目的，而是它的一種限制因素。事實上，企業的存在是為了提供經濟貢獻，並因此而獲取報酬，企業的目的是為了創造顧客，也就是提供社會的經濟需要與滿足。

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本身也是一位經濟學家的尤努斯（Muhammad Yunus）就指出，在利潤極大化的傳統企業之外，應樹立另一種新型態的商業機制，推廣以關心社會問題、關心人性真實的多面向需求為特點的「社會事業」（social business）。尤努斯堅持「社會事業」不對投資者分配紅利，完全保留盈餘用於落實其社會使命，是現代版的社會性資本主義。或可稱之為具有宗教人文的「悲憫式資本主義」。

我們也必須承認近代經濟學理論並非社會的經濟醫師，而是商業與金融的啦啦隊長。因為，當代資本主義正在為人類與自然中的絕大多數延續和重複泡製災難。然而，根據政治與經濟整合理論分析，就是資本主義發展必須具備良好市場的環境、發揮政府效能，至於是否為實施民主政體則並不是唯一參數。

相對地，政府權力體系必須考慮統治的有效性和穩定性，因而需要產業的支持。因此，政府提供有利條件，提高企業投資意願，產業才得以順利發展。而臺灣產業發展一直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步亦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可以與其他政府型態相容的，資產階級未必完全會為民主政治奮鬥。

但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當以蘇聯為首的政經體制解體，檢證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化，是一條比較適合人類發展的路，或許可以將它稱之為「管理資本主義」（managed capitalism）。也就是說市場與政府可以透過適當的整合與治理，政府政策配合著市場轉向的需要，就會促進產業的積極發展而不是災難性的消極結果。

當前資本主義國際市場和產業發展只要存在任何長的時間，仍然少不了某種國際管理方式，但極端強調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指出國家經濟會衰亡亦是極為誇張的。因此，從政治與經濟整合理論乃是呼應理解歷史演變的途徑，當臺灣資本主義發展面臨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已經明顯地向世人指出：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企業社會公民化是一條比較理想的道路。一個功能性國家（a functioning state）的存在，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條件。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利茲（Joseph E. Stiglitz）指出，政策基礎不在於自由市場的意識型態，而在於了解市場及政府的限制，這樣才有可能創造出資本主義發展的榮景。 同時，體認市場與政府的優缺點，不但與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理論相符，也與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課題一致，而且不只是在高度經濟自由市場的美國如此，在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也是如此。

誠如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包藏了招致自我毀滅的要素，不能放任市場經濟橫行，必須政府政策戮力於公平、正義的貫徹執行。1997年與2008年陸續發生資本主義金融海嘯的危機，更充分凸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缺失。美國引以為傲的資本主義企業倫理價值受到極度的挑戰，更加彰顯市場與政府整合理論，來挽救資本主義市場過度強調經濟自由的危機，以及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根本要素的緊張。

2017年，川普以政治素人的當選美國總統，其主要因素凸顯他強烈反對當前美國盛行的資本主義社會，是由所謂美國政治菁英建立美國民主制度和主導全球政經失序的現象。

展望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臺灣資本主義發展在面對國際強權和市場利益的挑戰之下，亦應該理解資本主義高度互賴的思維，靈活因應國際社會傾向建立規則、規範或組織來處理共同的理念，並促進彼此合作的機制，得以積極推動臺灣特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政府功能的整合雙贏。

畢竟「管理資本主義」導向「悲憫式資本主義」的最高目的，是以營造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為最高的福祉，這亦是我主張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融合人文科學元素的理想與目標。

臺灣經濟發展的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皆偏重於政府機關的自主性與職能，政治力量凌駕於民間產業發展之上，顯現國家經濟的生存與發展並非市場導向。市場並非唯一可能的經濟體系，也未必是最先進的一種，人類還有另一個選擇，就是與經濟、社群互相調和，並使經濟成長和個人自由並行不悖。

強調經濟整合的社會原則雖很難被經濟自由主義者完全接受，然而其強調政治力影響市場經濟的觀點，可以印證了臺灣幾百年來經濟發展的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互動關係。經濟發展必須具備良好的投資環境和穩定的社會秩序，至於是否為民主政體則並不重要。相對地，權力體系必須考慮統治的有效性和穩定性，因而需要經濟的支持。

資本主義與其他政權形式是完全相容的，資產階級未必會為民主政治奮鬥。因為，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是一起成長起來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互為依賴。然而，資本家為資本累積也常常會抵制政府權力的擴張。

就臺灣經濟發展所形成的「強勢政府」與「弱勢產業」關係而言，管理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自主性顯得非常脆弱，臺灣要形成的制度架構使政治安定，使複雜、非人情的交換得以成立，發揮現代科技的經濟效益，以來追求經濟自由主義的道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1世紀，新冷戰時期國際經濟發展凸顯了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臺灣經濟發展與大陸兩岸經貿關係的演變，一直是依附著統治政權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程度的互動關係。從政府中心理論而言，不論政府體制與經濟政策是以任何的型態呈現，都同時成就了臺灣經濟發展的在地化與國際化。

臺灣經濟發展佐證了主體性與整合性的所謂「開放的在地化」論點，也就是以在地化為前提，才能達成健康的國際化；不以地方特色為基礎而形成的國際化，一定會造成單一化。

在地化的論述層次高於強調原生概念的本土化之上，在地化保留了本土化的精神，卻也容納更多外來的異質文化，在地化是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接軌，代表了主體性的能動量。

臺灣身處中國大陸與西方文明的邊陲，想要走上以在地化為基礎的國際化，必須先明白自身經濟發展的主體性與整合性意義，才能融合東、西方文化，朝向更細緻、更有特色的發展，以因應新冷戰全球和區域資本主義發展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