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31〕大清統治時期政經發展（七）

（全民專欄/陳天授）大清帝國統治臺灣時期，在1683（康熙22）年至1722（康熙61）年的期間，我們從陳璸1702（康熙41）年至1705（康熙44）任台灣知縣；1710（康熙49）年至1714（康熙53）年任台廈兵備道；1715年任福建巡撫等三次職務，都因與台灣發生族群不睦和糧食問題有關。

雍正主政初期，1729（雍正7）年，他接受總兵王郡剿辦生番獵首殺人事件的奏文之後，特別關注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實施生番歸化政策，但並未達成預期以「化生番為熟番」、「化熟番為漢人」的教化目標。

雍正主政中期之後，乃重新確認治臺的首要防範對象在漢人，並採取族群化界與隔離政策。甚至於更利用漢番情結，誘使熟番來壓制漢人所爆發的民變，並把熟番遷移到山腳下的生番邊界，以防堵生番鬧事，並逐漸形成從消極隔離，到積極利用熟番的結盟政策。

乾隆主政時期認為要推動番地政策，必須要先整頓漢人的私墾行為、民番土地糾紛與邊界的事端。為加強保護熟番地，以及將近邊及界外平埔撥給調派守隘的熟番，用意固在防守邊界、加強與生番的隔絕，但也不乏結合弱勢族群，牽制漢人日益擴張勢力的「一箭雙鵰」目的。

大清政府除了在雍正時期採取文化主義理想的教化目標之外，還特別加強對原住民族管理和鼓勵農業生產的措施，包括：禁止漢人購買原住民土地；徹底丈量地籍；漢人娶原住民婦女為妻或強佔土地者，拏究逐出；督勵原住民就學；獎勵原住民人從漢俗，指導其從事生產；對進入原住民區有商業不當行為者，糾察處分；選用優秀的原住民擔任幹部，統率社內之男女；以漢人為通事（interpreter），掌理貿易與輸餉事務，並領導其順化。1758（乾隆23）年，更下令歸順的平埔族人薙髮結辮以仿淸俗，同時也賜予仿漢的姓。

歸納大清消極治理台灣時期土地開墾和農業發展，約略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683-1735），是1683（康熙22）年起至1735（雍正13）年結束的52年間，大量土地被開墾的拓墾期，主要地區從臺灣西部，再從南部於北部，這階段農業表現在粗放農作物的種植上。

第二階段（1736-1850），是1736（乾隆元）年起至1850（道光30）年的114年間，土地開發在經過大規模化的墾殖之後，已經大致完成，這階段農業表現在精耕細作的經濟作物上。

第三階段（1851-1895），是1851（咸豐元）年至1895（光緒21）年，臺灣被日本佔據的44年間，臺灣的呈半殖民地狀態，這階段除了農業表現在結構變化之外，亦凸顯在臺灣被迫開港的加強與外國貿易，促成臺灣農業轉型近代化工業發展的萌芽。

1875（光緒元）年之後，大清帝國面對外患日亟，為因應台灣政經情勢發展，才正式全面開放大陸移民來臺禁令，進而獎勵墾殖。臺灣移民社會的多樣性與族群特性，導致臺灣社會民間的分類械鬥，起因於狹隘村社組織的地區觀念所形成開墾地和水源使用權問題。例如1782（乾隆47）年的莿桐腳，及1826（道光6）年的李通等事件，統計大清帝國統治臺灣的212年間，共發生有28次的民間械鬥發生，平均每8年就有1次，這僅是史上有記載的大械鬥。

地方政府未能有效阻止民間械鬥的發生，或許可能是大清帝國用來有效統治臺灣的一種分化策略，也促使臺灣社會大陸化長達兩百年的原因之一。民間械鬥在對象的分類上，可細分為：第一類為省對省的福建對廣東械鬥；第二類為漳州府對泉州府的械鬥；第三類為縣對縣，是同安、晉江、惠安、南安的械鬥；第四類為姓對姓，是廖、李、鍾的械鬥；第五類為樂器及祀祭不同，是西皮福祿械鬥；第六類為水利墾地的灌溉及爭地，是部落對部落械鬥；第七類為商業利益，是頂廈郊拼的械鬥。

民間械鬥的結果，不僅是族群的紛爭，最後其鄉里或姓氏不同者也都捲入，其為私利而鬥的不和情況相當嚴重，造成民變迭起、匪徒蜂起、社會秩序大亂，也因此諸如有以客家為主的「六堆」，其類似武裝組織的形成，和社會抗爭事件的發生。

社會抗爭事件的前期，諸如：1696（康熙35）年，吳球事件，意在恢復明室，為政治目的；1702（康熙41）年，劉却事件，是利用宗教迷信的復明運動；1720（康熙60）年，朱一貴事件，是以人民利益為名，實以匡復明室為目的。然而，這階段的抗爭事件均缺乏組織與計劃而失敗收場。

社會抗爭事件的後期，因有天地會的出現，才進入有組織的階段，諸如：戴潮春、黃九位、賴唇、林洪、林爽文等事件，都以八卦會和天地會的團體有關。另外，發生直接與經濟發展有關的事件，諸如：林永春的私煎樟腦、郭光侯的以納榖換銀率為由，及施九段（緞）的起因於土地清丈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