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45〕中華民國戰後臺灣政經發展（二）

（全民專欄/陳天授）國民政府為順利完成接收臺灣的工作，早在1944年便在中央設計局內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作為收復臺灣的籌備機構，並在1945年完成〈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主要的基本目標是要解除日本對臺灣人民的壓制、重建臺灣的社會秩序、改善臺灣人民的生活、保障臺灣人民的權益、盡速恢復臺灣經濟的運作，以及政府儘可能提供各種支援等。

依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政府成立「臺灣省接收委員會」與「日產處理委員會」。政府也特別擬定兩項有關經濟接管的計畫，主要針對為〈臺灣地政接管計畫〉和〈臺灣金融接管計畫〉，開始實施所謂的計劃性自由經濟。

1945年至1947年間，國府特別宣示〈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及其他相關文件，均顯示了一個重要的政策和制度概念上的轉折，「計劃自由經濟」、「企業自由」和「扶持民間企業」等概念逐漸形成新的理念共識。

隨著戰後初期復員工作的目標，主要仍是強調國家整體動員的「發達國家資本」力量，凸顯政府在計劃性自由經濟發展的功能，來達成國家資本經濟發展的目標；相對地出現「節制私人資本」的壓制了民間企業發展。但隨著政府財政赤字的持續擴大，再加上國共戰爭的漸趨於白熱化和規模化，導致物價不斷上漲的形成惡性通貨膨脹。

這凸顯戰後中國東北的工業設施早已遭到俄國的破壞與拆遷，戰後復員工作的面對國家建設資金的缺乏與工人的罷工，加上生產成本的不斷提高，導致貿易出口量的減少，以及外匯的短缺。同時，物價上漲的通貨膨脹壓力，其影響結果致使得工業生產無法按計劃的達成目標。

戰後的國共內戰結果，也助長民間企業寧可囤積獲取暴利，而不願意投入增加生產的投機心態，造成許多企業的破產，和資金籌措的更加困難。加上，戰爭對政府財務產生排擠效應的結果，國府能用在經濟發展的經費與軍事支出的比率逐年降低。

戰後臺灣、澎湖群島從戰敗國日本手中，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由於受到戰爭的影響，戰後復員工作百廢待舉。1945年，上海物價已較戰前上漲884倍，到了1948年物價更較1945年飛漲了998倍。而當時臺灣物價上漲的原因，除了臺灣光復後不到4年之間，舊臺幣發行額從30億增加到5,270多億，另外還有1兆2,100多億的即期定額本票在市面上流通。

當時臺灣物價的上漲主要也受到大陸金圓券貶值的拖累，政府遂以上海運來的200萬兩庫存黃金、白銀作為準備，加上從美日兩地陸續運來的黃金，總共達300萬市兩。1949年6月15日，新臺幣發行幣制改為新臺幣，限額發行2億元，每新臺幣1元合舊臺幣4萬元，每5元新臺幣合1美元，而且設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每月終檢查新臺幣發行數額及準備情形予以公告，臺灣的物價才慢慢穩定下來。

同時，當時臺灣還必須擔負提供糧食、原料，及消費性等民生工業的產品，支援當時中央政府正陷入國共戰爭的需求。這一種要角色要一直延續到大陸淪陷，國民政府於1949年底撤退到臺灣為止。

當期臺灣政經發展，主要在追求安定與自給自足策略來達成「在安定中求發展」的最高原則。戰後臺灣農業增產的關鍵，除了延續日治時期農業建設的基礎，和記取大陸時期土地改革失敗經驗的外，是靠一場有計畫性的經濟社會改革。

1948年，政府設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以運用美援協助農業發展。1949年底，國民黨政府來臺之後，隨即採取溫和漸進式的方式，透過一系列政策的三七五減租、土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等三個階段來完成土地改革，奠定農業培養工業發展的基礎。

近代臺灣比較重大、具體的土地改革政策，可以溯自清領時期劉銘傳「清賦」，和日治臺灣時期後藤新平「臨時臺灣土地調查」的階段。檢視戰後臺灣從土地改革前後，農業生產指數，平均每一勞動者工作日數及複種指數皆有大幅增加。

林鐘雄《臺灣經濟發展四十年》指出：在土地改革前，如1943年農作物生產指數為76.04%（以1941年為基期），到了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時，生產複種指數由133.9%，增加了39%。同期間，平均每一勞動者的工作日數，則由159.5日提高為167.6日，而複種指數由133.2提高為172.5。就分配方面而言，在1943年時，土地所得占農業生產值之比率高達45.65%，1953年降為37.39%，勞動所得分額在同一時期，則由44.31%提高為5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