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47〕中華民國戰後臺灣政經發展（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1949年12月16日，吳國楨接任陳誠的台灣省主席一職，1953年4月10日辭去省主席一職。當初吳國楨之所以會被賦予省主席的重要職位，除了他本人具有的學經歷之外，主要是當局要借重他來爭取美援。

1949年12月29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提到，台灣省政府改組以後，國務院氣焰更漲，對我政府侮辱情形更難忍受，而其名種挑剔、刁難壓迫，斥責備至，竟將我政府請求其援助之事，反置之罔聞，痛心至極。

吳國楨與爭取美援因素，起因於韓戰爆發後，中華民國成為圍堵共產國家重要的一員，美國開始全力支持退居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並提供美援，此後毋須再以吳國楨的親美經歷來爭取美援，吳國楨的地位因此也就降低了。特別是吳國楨對蔣經國主持救國團的政府經費支援等事宜，導致執政當局對吳國楨施政的不滿。

吳國楨任台灣省主席的期間（1949.12.16-1953.4.10），亦正是國民黨來台之後，積極進行國民黨改造的期間（1950.8至1952.10）。吳國楨任內施政的引發當道不滿，其結局可想而知，最後是省黨部主委李友邦與吳國楨先後因「叛黨」受到處分。李友邦最後遭槍斃，吳國楨則出走美國，省黨部主委一職改派由三民主義青年團出身、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委員的倪文亞接任。

1960年，當蔣介石以增訂〈臨時條款〉方式，總統任期將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的限制，和中央民意代表不用定期改選的萬年國會機構，開始陸續遭到《自由中國》雜誌社，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士的嚴厲批評。最後終致雷震有「包庇掩護共諜」之嫌及「散發不法言論」被起訴，被判須合併執行有期徒刑十年，剝奪公職七年，當然他們所有意籌組「中國民主黨」也就難產了。

另一扮演批評政府言論的雜誌，是創刊於1957年而結束於1965年的《文星雜誌》。《文星雜誌》的為自由民主訴求，難逃繼《自由中國》雜誌之後的下場。1964年，臺大教授彭明敏、魏廷朝等人撰擬〈台灣自救宣言〉，也都在政府的監控和壓制之下，也同樣有人因叛亂罪而遭到入獄的悲慘遭遇。

檢視這些為推動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言論，其相對於武裝奪權和非法組織政黨的權力運作，都只是還停留在標榜延續「五四」精神的啟蒙運動，和對「東西文化」的論戰框框，純屬於部份知識分子的爭取言論自由層次，對威權統治並未能構成任何政經體制的結構性威脅。

至於地方性選舉到了1963年有李萬居、郭雨新、許世賢的當選省議員。1964年，有高玉樹當選臺北市長、葉廷珪當選臺南市長、林番王當選基隆市長、黃順興當選臺東縣長，1968年有楊金虎當選高雄市長。但反對人士仍然只是在「黨禁」、「報禁」的有限度環境下，滿足少數地方政治精英的參政冀望而已。

甚至於當面臨大陸選出的中央民代日漸老化、凋零的嚴重問題時，國民政府為避免造成法統體制的統治合法性危機，只得於1969年舉辦增補選，反對人士也只有郭國基及黃信介等少數進入中央民意機構，不管是在中央或地方的選舉結果，在權力結構上反對人士並未能凝聚成有組織的力量。

這些零星政治性突圍，對於當時國民政府所建構政治權力的二重組織結構，根本無法撼動或制衡蔣介石所建立的威權統治，基本上也都只是屬於微弱的「孤星式」抗爭。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過世，但並不影響國民黨在臺灣執政的基礎。總結蔣介石執政時期不但是確立，而且是鞏固了政治體制上的威權統治。

戰後台灣政經發展第二階段，其在經濟發展方面，政府採取「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策略。政府陸續採取三七五減租、土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等三個階段的策略完成土地改革工程，以增加農業生產，安定農村社會。

1953年，當政府積極推動耕者有其田策略時，為避免徵收與補償地價造成通貨膨脹，政府乃以七成實物土地債券及三成的四大公營企業（水泥、紙業、工礦、農林公司）的股份交付。這四大公營企業的開放民營，不但解決了土地改革地主的補償金問題，也促成臺灣傳統大地主從農業生產開始轉型企業經營。企業經營項目的類別，除了糖與肥料等重要輕工業產品之外，也重視對於水泥與紡織等勞力密集輕工業的經營。

在戰後的50年代，臺灣原可供外銷的農產品米、香蕉與鳳梨等，已因日本與大陸市場的流失而出口量大減，無法再為國家獲取外匯；在國內市場又由於為數眾多的大批軍民來自大陸，消費量增加，可供外銷的產品數量所剩不多。加上，剛萌芽的部份勞力密集產品，又受制於日貨的強勁競爭。因此，政府決定採行進口替代策略，以自製非耐久性消費品代替進口貨，一方面對外可以節省外匯，另一方面對內又可以保護幼稚工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