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48〕中華民國戰後臺灣政經發展（五）

（全民專欄/陳天授）當時政府外匯與貿易政策，是由行政院「外匯暨貿易審議委員會」主持，實際的外匯業務是由臺灣銀行獨家辦理。1950年代初期，臺灣不但外匯存底枯竭，且對外積欠外匯達1千餘萬美元，臺銀開出的L/C已被國外銀行所拒絕接受，政府除採取金鈔只許持有，不許買賣的新金融措施之外，另一立刻措施就是建立外匯審核制度，在臺銀之下，分別設立進口外匯初審小組及普通匯款初審小組，開始實施外匯管制，案需要的優先次序，以樽節寶貴的外匯支出。

而對外貿易實際業務，則由政府授權中央信託局統辦，諸如：軍事採購，美國援華物質，臺糖公司糖類外銷，代辦臺鹽銷日業務；受省糧食局委託，負責對日銷售食米換取日本化學肥料進口業務。總計糖、米、鹽三類商品占當時全臺灣出口總值四分之三以上。

當時政府採取的經濟發展政策，是既保護又鼓勵的雙軌並行方式。進口替代策略的最直接措施就是決定採用複式匯率，在出口時用的是基本匯率，而進口時除基本匯率之外，還加上给匯證、防衛捐等，進口與出口的差別匯率，遂形成以變相徵收額外進口稅的方式，加重進口產品的成本，減少外國產品的進口，來保護國內產業，但見進口商將本求利，匯率一但提高，國內批發價及零售價格也會隨之提高。

政府曾有一度除了一般進口匯率之外，為配合僑資，還設計了一種投資觀光匯率：美金1元比新臺幣35元，以鼓勵外資來臺投資觀光。而出口率也有兩種：1比18與1比24，至於哪一種貨品應用哪一種匯率，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標準，反正當時出口都是糖、鹽等公營事業。這些匯率的差額最終雖然都繳到國庫，但是這種多元匯率不利於出口，也導致資源分配不當和許多不法行為。

同時，採用高關稅稅率與外匯分配等方式，管制消費性產品進口，確保進口替代產業的國內市場；而且，透過公營金融機構對若干進口替代業的優惠資金融通，來促進企業投資的成長與減低經營成本；並且透過提供原料，保障工廠線的穩定生產。然而，因受到政府保護的廠商獲利甚豐，常引起外界不滿。1960年7月，政府決定固定在美金1元比新臺幣40元的匯率。

這階段政府更以「代紡代織」模式，解決資金及原料的難題扶植了國內棉紡織業的發展。臺灣原來不產棉花，因此衣著向來仰賴進口，在加上日本或低價傾銷，更使臺灣紡織業無法發展。政府有鑒於美援物資中有大量的棉花與棉紗，而大陸紡織業遷臺時亦帶來了不少機器，因此主張管制棉布、棉紗進口，以保護本國的紡織業。

「代紡代織」的實施，指的是政府批發美援的棉花、棉紗给業者，並支付業者一筆加工費，最後成品也由政府收購。加工費通常定得很高，以降低紡織業者風險，保障利潤。「代紡代織」政策剛實施時，因成品品質低劣，民眾多怨聲載道，迫使政府將「代紡代織」的保護政策取消，國內紡織業已能穩定成長了。

臺灣肥料工業的發展，受到美國為了解決盟軍佔領下日本的缺糧與工業復建問題，曾於1950年9月，透過盟軍總部的安排，要我國和日本簽定「中日貿易協定」，規定中華民國自日本進口肥料及其他工業產品，並出口米、糖及其他農產品，這協定透過每年的更新，使政府在1950至1965年間不得不將肥料進口稅固定於5%的管制措施，這是所有進口項目中稅率最低者。日本肥料的入侵完全破壞政府原先的整建與發展計劃。

雖然保護政策頗受經濟自由主義國家的抵制或批評，但對部分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則有不得不然的苦境。尹仲容贊成工業民營化，卻反對自由放任式的自由經濟。尹仲容認為，在落後國家，民間還沒有具經驗的人才和經濟力量，政府不宜放手讓民營企業隨意去做，而應該由政府來統籌全局，從整體經濟利益著眼，決定某一個時期工業發展的方向與目標，亦即哪些工業應優先發展，哪些應暫緩，哪些應在某一段時期內發展到某種程度。

尹仲容指出，這種經濟計劃，並不同於共產集權國家的經濟計畫，因為在那些國家中，政府並不掌握生產工具，也未控制所有的經濟活動；政府的計畫只涉及工業的種類，而沒有牽涉到各類工業中的生產單位企業，因此這些單位企業仍有充分的活動自由。尹仲容曾稱這種經濟為「計畫式的自由經濟」。

李國鼎稱計畫性自由經濟制度，是以市場機能為基礎，但政府可視實際需要，另做必要而合理的干預。因此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自由與計畫的相對成分會有所變異。臺灣經濟的自由化直到1980年代中期，也只能算是局部自由化。但這階段臺灣經濟政策與發展已從戰後原先的「節制私人資本」，逐漸調整為「扶植民間企業」。也就是「計劃經濟」逐漸轉型成「計畫性自由經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