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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臉書FB!   分享到Google+!   分享到噗浪!   分享到推特twitter!   作者:陳天授 時間:2024-10-17 人氣:

〔安齋五談02〕與談李顯裕教授〈錢穆與余英時初探〉文(上)

(全民專欄/陳天授)2024年9月24日,我非常榮幸受邀來中央警察大學通識中心,舉辦「2024年智慧科技與警察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擔任李顯裕教授論文〈錢穆與余英時初探〉的與談人。

以下,我謹就依顯裕老師論文的順序,略談我的一點淺見,提供顯裕老師和大家的參考指教:

一、顯裕老師在該文的「摘要」提到:「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的思想意義。我們通常會將孔孟荀歸類為先秦儒家(學)、張載的宋明理學為新儒家、熊十力等當代新儒家。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的這四句話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概括為「橫渠四句」。

我引述余英時師錢穆有「必不可有門戶」的影響,錢穆稱他治學不立門戶,也說他自己並不屬於「新儒家」學派。我認為這與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有幾分的相近之處。

1925年2月,胡適有詩贈古學大師章士釗:「但開風氣不為師,龔(自珍)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常相親不相鄙。」(引自吳相湘,《民國百人傳》(卷一)〈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1月,頁150)。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針對學派門戶的議題,在《文史通義》一書中指出:「世推顧亭林氏為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顧氏宗朱(熹),而黃氏宗陸(九淵)。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

潘光哲教授〈胡適與林損:怎樣才是合格的大學教授〉指出:北大得到中基會支持開展改革,得以「復興」可謂是胡適理念之初步充分展現。經此歷程,胡適躍居「一代宗師」,勢所必至。然而,胡適的做為,不是在一片真空環境裡開展的。北大早在一九二O年就被批判為「學閥製造場」;胡適的老朋友胡先驌則點名批判胡適是「學閥」的罪魁禍首:「吾國學閥之興,始於胡適之新文化運動」。

胡適自己則不以為忤,因為他對於大學的希望,「仍是提高」「仍是提高」,要在學術上真有成績。所以,「應該努力做學閥」。林損的離職〔時任北大中國文學系教授〕,無疑為指控胡適〔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兼中文學系主任〕是「學閥」,再加一條證據。(「應該努力做學閥」轉引胡適,「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一日日記」)。

我認為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提倡「新漢學」的引薦錢穆進北大教書,胡適亦頗有「應該努力做學閥」的想法。胡適的引用顧炎武「但開風氣不為師」,與「應該努力做學閥」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凸顯不同時空背景下「一代宗師」,勢所必至。

我認為余英時長期在學術界,先後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三所名校任教,余英時在美國、台灣等地的桃李滿天下,亦如胡適的躍居「一代宗師」,勢所必至。

二、顯裕老師在「前言」文:余英時雖在學術上受錢穆啟發影響甚多,但兩人在政治、文化觀點上,仍存有相當的差異。這可透過他們評說胡適,以及受胡適影響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可知錢、余兩人真可謂是「和而不同」。余英時在年少時即受《胡適文存》的啟蒙影響,一生的文化態度、政治思想與學術研究取徑,其實與胡適有諸多的相近之處。

余英時與錢穆在文化上的對胡適論述。顯裕老師文引《素書樓餘瀋》所見錢穆與余英時的相關意義。錢穆強調「治史必通經學、理學」,這與胡適、傅斯年新漢學的要建立科學的史學研究風格是不同的。余英時基本上是與胡適、傅斯年、楊聯陞的新漢學較為相同,就是要追求客觀的現代史學,而不是錢穆融學問與道德修養為一的學術精神。錢穆視經學與史學要合一的態度,是錢穆與余英時呈現了兩種不同對待史學研究性質的典型。

三、顯裕老師文:錢穆對胡適的評說。錢穆對胡適的批評新文化運動的膚淺,對中國舊學的輕視,以及他一生所標舉出的民主、科學究竟要如何實現,顯然胡適僅流於口頭宣傳,而未能真正在現實作為上,去落實建立中國的民主、科學。胡適公開指名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共五人絕不懂中國文化。錢穆認為胡適是「為批評而批評」,沒有實際證據地批評錢穆等人不懂中國文化,可以說近於人身攻擊,這也導致錢穆後來對胡適的嚴格批評。

在這裡,我想順便談一下自己的一段經歷大學時代經驗。當我有意寫《近代學人著作書目提要》時,也已經寫好〈胡適之先生著作書目提要〉一文(見拙作《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三):自由主義與民主篇》第一部分:我撰寫〈胡適之先生著作書目提要〉的心路歷程),繼續要寫〈梁啟超著作書目提要〉。

有天,我拿著這些稿件請教我大一時的國文老師曹昇教授,我特地從新莊輔仁大學搭車,轉好幾趟公車到台北外雙溪東吳大學附近,當時老師租屋在一戶閩南式平房的住處拜訪。老師在看過我的稿子後,先回他房裡拿了他、師母、上海新公學校友與胡適在台灣的一張合照送給我,我高興得無以言謝。老師還特別告訴我,他與胡適同是安徽積溪人,且有親戚關係。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也讓我終生難忘。

老師說他不贊同胡適的「全盤西化」主張,他是贊同錢穆的維護中華文化精神的。老師還送我一本他親筆用毛筆寫在萱草紙上的古詩詞文集,並且鼓勵我要細心精讀,由中華書局所出版焦循註解的《孟子正義》一書,深入理解孟子強調的「義利」之辯。

余英時指出,胡適從未「全盤」否定過中國文化傳統,也沒有「全盤」接受過西方文化。胡適雖然曾經一度附和過陳序經的「全盤西化」的口號,但是三個月之內便發現這是一個誤導的名詞,所以特意寫了〈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正式拋棄了這一口號,而代之以「充分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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