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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臉書FB!   分享到Google+!   分享到噗浪!   分享到推特twitter!   作者:陳天授 時間:2024-10-18 人氣:

〔安齋五談03〕與談李顯裕〈錢穆與余英時初探〉文(中)

(全民專欄/陳天授)(續) 胡適說的「充分」不過是「儘量」或「用全力」的意思。胡適的「世界化」當然主要是指科學與民主而言。但這二者雖是在西方發展出來的,在中國卻已為文化保守主義者所接受,如梁漱溟便說:「現在西方化所謂科學和德謨克拉西的色彩,是無論世界上那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

胡適更明白承認:「況且西洋文化卻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絕不會全盤採取。」把胡適早已鄭重宣佈拋棄了的「全盤西化」四個字繼續扣在他頭上,痛加咒罵,這是批胡的人一貫的策略,他們根本對他的公開修正視若無睹。(引自:余英時口述、李懷宇整理,《余英時談話錄》,台北:允晨,2021年11月,頁263-265)。余英時所指這批人應是《自由中國》雜誌高舉自由主義旗幟的殷海光等人,和《民主評論》雜誌揭櫫新儒家學說的徐復觀等人。

四、余英時在政治上的胡適與錢穆關係。余英時對胡適的評說,則與錢穆大異其趣。余英時對胡適的評價,稱胡適為「偉大的自由主義大師」的讚揚,可說胡適已是當時余英時思想與人格的學習典範,尤其是胡適對當時反民主反自由的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立場之批評。

我提兩則事件佐證余英時與胡適關係。第一則事件經過的情形是,余英時談他岳父陳雪屏指出:北平圍城的時候,他從南京派飛機到北大接教授,能出來就出來,但是當時一般的教授都不願意走,因為一家十幾個人怎麼走法?又是內戰,不是外戰,所以許多人不走了。接胡適是他打電話安排的。

這則事情始末,《胡適日記》上有明確的詳細記載。陳寅恪也是因為他的關係接出來。那時候最有名的人,一個是胡適,一個是陳寅恪。(引自:余英時 口述,李懷宇 整理,《余英時談話錄》,臺北:允晨,2021年11月,頁161)。難怪陳雪屏到台灣來之後,會被一些喜愛搬弄是非的人士批評說,他與自由主義胡適走得近,藉黨外勢力以自重,並招搖挑撥。

據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陳奇祿秘書周伯乃指出,陳雪屏長公子陳棠,曾追隨李國鼎多年,當年與李偉、季可渝、李端玉、許遠東有「五虎將」之稱。陳雪屏女兒陳淑平又是嫁給自由派著名學者余英時。或許這一層的複雜關係,也是導致蔣經國對李國鼎不放心的原因之一,或許這也是因為李國鼎被傳有心臟疾病,而影響他未能順利出面組閣的政治因素。

第二則事件經過的情形是,李國鼎之所以從經濟部長調任財政部長,和政務委員的原因,應與其在財經界形成一股勢力,讓蔣經國對其有所顧忌。1949年12月16日,吳國楨先生受命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任顯群先生為省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陳雪屏為省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

「吳國楨事件」發生,任顯群、陳雪屏等人多少也受到一點影響。任顯群小女兒任治平,在《這一生:我的父親任顯群》書中提及,1958年1月13日,她父親獲假釋出獄,時任考選部長的姨公陳雪屏去看守所辦理交保手續,在陪其回永康街的家,並叮嚀假釋出獄,說話行事都須小心。(引自:任治平 口述,汪士淳、陳穎 撰文《這一生:我的父親任顯群》,臺北:寶瓶,2011年9月,頁235)。

2023年12月28日,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舉辦「任顯群醫學教育講堂」揭牌祈福典禮,該講堂以輔大校友任治平女士之父,故任顯群先生之名來命名,捐款支持輔大醫院籌建工程,同時為感念任顯群對台灣經濟財政的貢獻,藉此優質的學習環境,期望輔大及輔醫能培養更多具專業的醫學人才,意義深遠。這突顯任氏父女的胸懷與情操,着實令人敬佩。

五、顯裕老師文:錢穆與余英時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說。錢穆認為西方自由的概念與中國所講的自由是迥不相侔。對於新文化運動所追求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理念,錢穆都提出質疑,也使得他受譏為文化保守主義。

錢穆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性質是西化、反傳統的運動,同時最後要導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之路;而「五四運動」是民族復興意識的運動。錢穆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白話文運動,亦不以為然。

余英時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價,則與錢穆有諸多差異。余英時指出,五四運動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夜郎自大」;五四運動以後的「全盤西化」則是過於自卑。然而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與「全盤西化」之間,余英時還是比較偏向同情「全盤西化」所提出文化體系需要改造的看法,但他也批評「全盤西化」對於吸收西方文化的態度之錯誤,以及忽略了對民族情感的傷害。

我們深信,經過「中體西用」和「全盤西化」兩個極端的錯誤與試驗之後,我們已有信心可以展開中西文化接觸的最後的新階段—完成中西文化的真正有生命的融合!由此可見我們的文化運動還不僅是在橫的方面求如何融解中西之衝突,在縱的方面更要求如何貫通古今之變。

余英時始終認為廣義的五四始於文學革命、學術和思想更新,終於民主和科學兩大價值為號召,將五四看作一場穩健而合理的現代化運動,不願貿然接受反傳統、全盤西化之類的偏頗論點。余英時對中國傳統政治是否為「專制」的性質之討論中,也反映了錢穆與余英時很大的差異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