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34〕綜論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文藝政策（二）

（全民專欄/陳天授）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2日，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二戰結束。10月25日，台灣光復。但直到1949年初，國之大事仍然是處在紛爭不停的危急局面。根據《李宗仁回憶錄》的敘述：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許，蔣〔介石〕召集在京黨政軍高級人員百餘人，在其官邸舉行緊急會議。與會人員黯然無聲，空氣極為沉重。蔣先生首先發言，將目前的局面做詳細的分析。最後結論說，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皆瀕於絕境。我有意息兵言和，無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況下，我個人非引退不可。讓德鄰〔宗仁〕兄依法執行總統職權，與中共進行和談。我於五年之內絕不干預政治，但願從旁協助。希望各位同志以後同心合力支持德鄰兄，挽救黨國危機。……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國府舉行總理紀念周。由居正擔任監誓，我便在紀念週上舉行一個簡單的儀式，就任代總統。（參閱：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南粵出版社，1986年3月，頁601-602、606，照片如附）。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下野，代理總統李宗仁企圖守住半壁江山不成。11月19日，李宗仁發電致行政院長閻錫山，囑以責任內閣立場全權處理國政，並以身染重病，須出國治療，一朝痊癒便立刻返國。12月8日，李宗仁由香港飛抵紐約。

是年底，大陸沉淪，國府被迫遷往台灣。閻錫山以行政院長身分代理領導政府，直到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宣布視事，復行總統職權。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提到，蔣介石希望他以副總統的身分做他的專使，在友邦爭取外援云云。

《李宗仁回憶錄》特別提到：

蔣先生的「復職」並未使我驚異，因為事實上他早已是台灣的獨裁者了。不過站在國家法統的立場上，我不能不通電斥其荒謬。按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正副總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長代行職權，並由立法院長於三個月內召集國民大會，補選總統。今蔣先生復任總統是根據哪一條憲法呢？本來，與蔣先生往還，還有甚麼法統可談？不過我的職位寄售之餘憲法，並非與蔣介石私相授受而來，蔣先生的「復職」，在法統上說便是「篡僭」。我至少亦應做誅除叛逆的表示，以為國家法統留一絲尊嚴。（同上註，頁671-672）。

復行視事的蔣總統在深刻檢討會失掉大陸的諸多原因之中，有一項就是過去在大陸時期未能真正的重視文藝工作。1950年3月，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在確立「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之後，即在政綱中列入文藝工作一項。

1950年5月4日，「中國文藝協會」在台北市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時，即通過了該會會章二十五條，同時對全國發表宣言。宣言中說：

今天的台灣，是西太平洋一個最雄偉最堅強的堡壘，不僅維繫著全中國人民的希望，實在是指引全人類求自由幸福的燈塔。我們幸運地做了這座燈塔的守護者，要為它燃起永不熄滅的火炬，照亮世界上每一個黑暗的角落。這是我們義無旁貸的天職，也是我們在艱苦的反共抗俄戰爭中神聖的任務。

1953年，蔣中正總統更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中，提示「民生主義社會文藝政策」的重點與方向，為後來制定的文藝政策，吹起了帶頭主導的方針。1956年1月，中國國民黨中央遵照總統兼黨總裁的蔣中正指示，正式揭櫫了「戰鬥文藝」運動，並由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展開反共文藝戰鬥工作實施方案」，也形塑了由國民黨以黨領導的文藝政策。

從1950年到1956年，是反共戰鬥文藝最澎湃的時期。張道藩在「文藝創作」第一期的「發刊詞」（民國四十年五月四日）中說：

兩年來自由中國的文藝運動，隨著反共抗俄的高潮，呈獻了空前的蓬勃。無數忠於民族國家的文藝作家，各各發揮其高度的智慧與技巧，創作了許多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作品，貢獻給戰鬥中的軍民同胞，使我們驚喜於中國文藝復興將隨著中國民族的復興而開拓了無限燦爛的遠景。

《中華民國文藝史》指出，在這一期的「文藝創作」裡，除了張道藩的發刊詞外，還有陳紀瀅、趙友培等人的論評文章。特別是趙友培對我國「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作了一個嚴厲的批判。他呼籲要把我們這一代「青年革命力量和文藝力量堅強地結合起來。」要發揚「五四」精神，把青年一代的愛國運動與文藝革新運動結合起來。（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