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47〕綜論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文藝政策（十五）

（全民專欄/陳天授）1971年，國際局勢詭譎多變，中華民國與美國外交更面臨嚴厲考驗。中華民國被聯合國排斥在外，失去中國代表權的聯合國地位，導致國內政情動蕩與社會民情沸騰。1972年5月，接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積極推動「革新保台」，逐漸將蔣介石「再中國化」文藝政策，調整為重視地方基層的本土化」政策。從1972年5月至1987年7月解嚴，我將該期間稱為「戒嚴後期文藝政策」。

1975年，接任蔣介石逝世後的國民黨主席；1978年5月，接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11月，蔣經國主政的通過《縣市文化中心計畫大綱》，及12月《文化活動強化方案》中的具體化政策，由於這些縣市設置的文化中心，逐漸能凸顯出臺灣地方文化的特性。

1981年，蔣經國重用台南出身，留學日本、美國的學者陳奇祿擔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面對當時台灣逐漸鬆綁的政經環境，尤其在延續1962年2月，李敖在《文星》雜誌以〈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之後，正如火如荼展開的「鄉土文學論戰」。

1966年至1975年的10年間，李敖在文星書店出版的著作就有：《傳統下的獨白》、《歷史與人像》、《胡適研究》、《胡適評傳》（第一冊）、《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文化論戰丹火錄》、《教育與臉譜》、《孫逸仙與中國西化醫學》、《孫逸仙與中國西化醫學》、《上下古今談》等等，有大部分在一出版即被當時負責檢查思想文化的警備總部所查禁。（參閱：拙作《臺灣政至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六）：人文主義與文化篇》，元華，2020年12月，頁184-192，如附照片）。

上述李敖作品，其中《胡適研究》書中的一篇〈播重者胡適〉，也是當時引發國內熱烈的討論與回應，其他在《文星雜誌》發表的一系列文字，再度成為馬五、葉青、鄭學稼，和王洪鈞等人對該文的回應與評論。

對於李敖文章的獨特書寫風格，和他多產的著作等身。在此，我特別還要提到當1980年代當臺灣尚處在戒嚴的期間，李敖的自由思想與其所發表的評論性文字，在【桂冠版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和【天元版萬歲評論叢書】的發行一系列著作中更充分展露無遺。

【李敖千秋評論叢書】是從1981年9月1日起的出版第一冊《千秋．冤獄．黨》，到1985年4月25日止的第四十三冊《五十．五十．易》（上下冊）；另外，還有分別於1983年8月25日、11月20日、30日、1984年4月15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評論號外】四冊。【萬歲評論叢書】是從1984年1月23日起的出版第一冊《萬歲．萬歲．萬萬歲》，到1985年3月31日止的第十七冊《大便．小便．大小便》。

1960年代中期，柏楊的著作《倚夢閒話》及《西窗隨筆》系列的出版。1968年3月，柏楊在未因翻譯《大力水手》漫畫，而被以叛亂案入獄之前，他就曾以筆名「鄧克保」，於1961年在《自立晚報》發表〈血戰異域十一年〉的連載小說。1968年，柏楊因以參加「匪偽叛亂組織」的罪名遭判刑12年，1977年才被釋放。12月，柏楊出版《中國歷史年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和1979年1月《中國人史綱》等三部歷史研究的從書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從1983年9月起出版【柏楊版】《資治通鑑》，1993年全書72冊，之後陸續還出版《柏楊曰》6冊、《柏楊全集》28冊等著作。

簡述之，「鄉土文學論戰」在表面形式的「現代主義」對上「鄉土文學」、「現實主義」，但是深究其思想根源，係來自於兩造分別持有代表中央「官方意識型態」，對上代表地方「反官方意識型態」的立場。造成這種現象的最基本原因，是受到戒嚴後期當時政經環境的影響，特別是黨外人士的透過體制外運動，在政治場域上的爭取民主自由。

1983年4月，葉石濤出版《文學回憶錄》、吳瀛濤主持《笠》詩社和出版《臺灣民俗》、《臺灣諺語》等作品，最具台灣文學的代表性，最後演變成「台灣意識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