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46〕綜論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文藝政策（十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1951年8月，因為政府保安司令部干涉《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以及聶華苓主持《自由中國》文藝版的表現自由主義文學觀，最後導致胡適不滿政府作為的辭去發行人名義。1958年5月4日「文藝節」，胡適接受「中國文藝協會」的邀請，以〈中國文藝復興、人的文學、自由的文學〉為題做公開演講，胡適更嚴厲批判戒嚴時期政府成立的文藝機構與實行的文藝政策，強調文藝創作的不應該受到任何權力干涉。

加上，當時1950年代在香港的所謂「第三勢力」，包括左舜生、謝澄平的《自由陣線》，王雲五、成舍我、陶百川的《自由人》等偏政治文化的評論文字。（參閱：陳正茂，《異議的聲音—民國在野期刊雜誌述評》，元華文創，2022年12月，頁133-157、160-181）。

我們檢視1953年至1965年間，台灣受到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的牽制影響，成為冷戰軍事圍堵共產主義下的一員。到了196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反共文學的強調戰鬥文藝氛圍已呈現疲態，特別是早在1956年9月，已出現由台大教授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這是本純文學的雜誌，有創作、翻譯、文學理論和有關現代主義的論著。

《文學雜誌》在當時台灣社會是一份「為藝術而藝術」的屬於現代主義性質的刊物，是有別於1964年4月，由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該雜誌從名稱上是要凸顯其承續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聯盟未竟的歷史使命，也要強調台灣文學是「為人生而藝術」的屬於鄉土文學特性。

1965年，復出文壇的葉石濤，在《文星》發表了〈台灣的鄉土文學〉一文，該文提出從理論解釋「鄉土文學」，是提出所謂「台灣文學主體論」概念的開風氣的文學作家。1977年5月，葉石濤在《夏潮》又撰寫〈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從鄉土中衍生出「台灣人意識」的問題。

特別是尉天驄主編《文學季刊》，在其內容上凸顯現實主義文學觀的逐漸滲入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當中，而匯集成足以和當時《文學雜誌》所主張的「現代主義」文學分庭抗禮。鄉土文學的重要作家像是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王拓、楊青矗等人，都逐漸在文壇上漸露頭角。

檢討台灣文學從1930年代的「台灣語文運動」、經1956年開始的「說國語運動」，一直到1970年中期的「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無非是在凸顯台灣社會文化的受制於殖民體制與戒嚴體制的強勢文化桎梏，台灣的語言、記憶與歷史都刻意遭到邊緣化。

「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的出現，相當程度地說明了受到1972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之後，由他所主導戒嚴時期後階段的文藝政策，是他透過積極推動「本土化政策」，重視台灣地方文化發展所造成的衝擊與導致的結果。

1977年，特別是國民黨為鄉土文化論戰所召開的第二次文藝會談。當時總統嚴家淦在開幕致詞中，特別呼籲作家「堅持反共文學立場」；翌年，在「國軍文藝大會」上，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和總政治部主任王昇更提出「要發揚民族文化，也要團結鄉土，認為鄉土之愛、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才停止了戒嚴政府官方的對鄉土文學批判，也讓鄉土文學論戰畫下句點。

質言之，1970年代初期，開始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是一場關於台灣文學本質上應否反映台灣現實社會路線的論戰，特別是在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之間，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