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48〕綜論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文藝政策（十六）

（全民專欄/陳天授）戒嚴後期的文藝政策，從1972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的主政以來，在國際政治受到的重大挫折與衝擊，就是1978年12月，美國與北京政府簽署聯合公報；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與我國斷絕外交關係的重大轉折與衝擊，致使當時我國內正進行的立法委員選舉活動，不得不被迫暫時宣告停止。之後的雖然恢復了該次的選舉，卻不幸爆發以《美麗島》雜誌為主體的黨外人士，在政治上挑戰戒嚴體制的「美麗島事件」。（參閱：若林正丈，《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3月，頁174-175，照片如附）。

政府面對此一重大國內外情勢的劇變，尤其是中共採取的和平統一攻勢，政府則以「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來因應，並加速國內的政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改革。亦即蔣經國主政以來推動的「本土化」。

政經體制鬆綁的從「硬式威權體制」轉型「軟式威權體制」，其影響所及文藝政策，就是1981年任命陳奇祿擔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首任主任委員。陳奇祿的出身與專業是符合當時蔣經國所需要推動《縣市文化中心計畫大綱》、《文化活動強化方案》，以及修訂《文化資產保存法》、推動台灣本土民俗技藝等有關文化建設的最適當人才，乃至於後來接任陳奇祿擔任文建會主任委員的郭為藩先生，他也是出身台南，而郭為藩又與前執行蔣介石文藝政策的張道藩有相同的留學法國背景。

1980年初至1987年7月解嚴的台灣文藝政策與發展，其逐漸加重「本土化」的台灣特色文化，容我引用江燦騰、陳正茂〈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史論述的統獨大戰：陳芳明VS.陳映真（上）〉一文的概述：當代文學台獨的論戰，始於1983年〈龍的傳人〉侯德健赴北京進修，6月《前進週刊》，刊登楊祖珺〈巨龍、巨龍，你瞎了眼〉，對侯德健的作了批判。接著陳映真〈向著更寬廣的歷史視野〉回應，並對〈龍的傳人〉這首歌的心中緣於「中國情結」。

陳映真文章遭到圍剿，並被冠上是無可救藥的「中國結」與「中國民族主義」者。論爭首先是陳樹鴻〈台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以二分法將「中國意識」等同於不民主，主張為了民主就必須排除「中國意識」。緊接著陳映真透過與戴國煇的對談，批判「台灣結」是「恐共」、反共的表現，是台灣島內分離主義的「台獨」勢力，對大陸的抗拒。

此時陳芳明以宋冬陽筆名，發表〈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陳芳明從台灣文學切入，對陳映真等人的主張，進行了攻擊。《夏潮論壇》上的〈台灣的大體解剖〉專輯，即是因陳芳明此長文而起。

與《夏潮》針鋒相對的是《台灣年代》，它特別推出〈台灣人不要「中國意識」〉專輯，發表林濁水〈《夏潮論壇》反「台灣人意識」論的崩解〉來痛斥《夏潮》的「中國意識」與「中國情結」。不久，《80年代》也加入抨擊《夏潮》的行列。在美國的《美麗島週報》也隔海砲轟，加入論戰陣營。這場以「台灣結」與「中國結」；「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為切入口的大辯駁，文學台獨主義者，不但痛勦陳映真、戴國煇，最主要也是藉機鼓動風潮，檢驗台獨論述在島內市場的接受程度。

反觀以陳映真為首的《夏潮》立場，仍是秉持「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和人民抱著極深的認同和感情」，「願意跳出唯台灣論的島氣，學習從全中國、全亞洲和世界的構圖中去凝視中國（連帶地是台灣）的出路」。這場爭論一直延續到「解嚴」之後，激烈程度減退，台獨勢力的新分離主義，又進入另一階段。

承上述，江燦騰、陳正茂的大文，在1972年至1987年，蔣經國主政的戒嚴後期文藝政策，除了《前進》、《夏潮》、《台灣年代》、《美麗島週報》、《台灣政論》、《八十年代》等雜誌之外，我們也可以從《大學》雜誌，它自1970年代以來，在繼《自由中國》《民主評論》等雜誌、經《文星》《中華》等雜誌之後，其所在政治文化批判上扮演的「革新保台」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