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20〕概說臺灣本土化與臺灣意識的演變(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2024年,總統與立委的選舉過後,從結果論來檢討,在臺灣南部縣市的選票得數,為什麼國民黨會完全輸給民進黨,依我個人粗淺的看法,其中的重要的因素之一,或許我們可以從臺灣本土化與臺灣意識演變的角度作深入探討。
根據2024年1月23日,臺灣民意基金會釋出一份針對臺灣人的民族認同、統獨傾向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發現:
有76%自認是台灣人,僅7.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此外,有44.2%支持台灣獨立,僅10.9%的人認為兩岸統一比較好,希望維持現狀的則有33.3%。對此,資深媒體人黃暐瀚表示,這也是他先前不斷強調的,就算這次選戰藍綠一對一,應該也是民進黨總統當選人賴清德會贏,他反問,任何政黨與政治人物面對選舉的時候,如果不懂得宣揚「台灣意識」,要怎麼贏?
這次總統大選,國民黨「侯康配」最終拿下467萬票,敗給民進黨「賴蕭配」的558萬票。臺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針對國民黨在2016年馬英九政府下台後,總統大選的2016、2020、2024的3連敗,游盈隆提出2點分析:
一是,國民黨長期的兩岸主張越來越背離台灣政治主流。他指出,台灣人並非要跟中國人決裂,但民主自由是台灣選民獨有的最高價值,不容破壞,若國民黨持續堅持大中國主義的立場,不加強「本土認同性」,4年後恐怕還是很悲觀。針對第2個敗選因素,侯友宜這次參選是被耽誤的,……國民黨內有很多領導者,但很多都對侯友宜缺乏信心,認為侯無法完成第4次政黨輪替,其中原因包括民調低、對國政生疏等,所以才會有「藍白合」的聲音出現,……若從頭讓侯友宜放手去選,一開始就宣布「侯趙配」參選,侯代表本土國民黨、趙少康則是深藍代表,不見得會輸。
國民黨在這次總統大選雖然輸了,但在立委總席次52席的大於民進黨51席,從權力分配的角度,也凸顯選民對於總統、政黨與區域立委的投票行為是有分裂投票的傾向,這亦凸顯選民態度的有關於民族認同、統獨傾向的自主性是弔詭的,很容易就受到外界,尤其是來自美國或中國大陸因素的影響。
蔣經國總統在臺灣的晚年,說他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多年前,日本作家一青妙有部作品《我的箱子》描述,她臺灣爸爸與日本媽媽的家族故事,她經常被問到底是日本人還是臺灣人。她表示,在尋根之前,她會覺得自己是日本人,因為她對臺灣並不了解,但她越了解臺灣也更加了解自己,她有一半的臺灣血統,她會認為臺灣就是她的根。
從這段文字的深一層思考,突顯曾經居住在臺灣這一塊土地上的各族群,無論是原住民、漢人(閩南人、客家人)、荷蘭人、日本人,或是1949年以後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灣的所謂「外省人」、「新臺灣人」,以及現在正增加中的「新住民」,甚至為這塊土地打拼的外國企業和員工,都可以是透過「台灣土地共同意識」、「住民相互主體性」與「歷史發展整合性」的庶(常)民史觀予以關照、尊重和公平對待。
檢視近代臺灣政經發展與變遷,臺灣經過了前現代(pre-modern)、現代(modern)、後現代(post-modern)的社會進化歷史發展,都無可迴避於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殖民化(colonialization),或乃至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變遷,臺灣發展本土化思維也被迫必須的面對與之因應,其所受到國際外在環境的衝擊與影響。
因而,從臺灣的「歷史發展結構性」與「住民相互主體性」觀點,凸顯了「本土化」(indigenization)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本土的」(native)與「外來的」(foreign),和「本土主義」(nativism)與「殖民主義」(colonialism)弔詭關係。相對地凸顯「本土化」、「本土的」、「本土主義」,在「住民相互主體性」強調原始土地與人民的主體性意識,也兼顧「歷史發展結構性」受之於政經社文的異質性政權意識。
從「異文化」(the other culture)或「文化異質性」(cultural heterogeneity)的角度而論,「the other」常譯為「另類」或「他者」。「他者」是使意識在發展過程中能夠從「這個」(this)的存在形態向前突進的力量,惟有通過「他者」與「這個」的持續衝突,意識才能在辯證過程的終結,提升為以自我對象的「主體」。
一個主體文化因客體文化的衝擊而引起的重整反映,是謂「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亦即沒有一個社會的「主體性」可以藉由孤立而自存,它是與其他群體存在「相互主體性」的接觸、交流、比較、對照之後,才能確認自身的主體性。臺灣發展歷史的多元化基礎,既要同化於全球的普遍性,又同時彰顯於本土的獨特性。
所以,透過影響近代臺灣發展的來自國外異質,與國內主體的兩大環境因素,彰顯了近代臺灣從16世紀至21世紀初發展本土化變遷的獨特歷史意涵。特別是從地緣政治角度檢視臺灣發展「本土化」的變遷,其所相對概念即是外來衝擊的「全球化」,或稱「國際化」。
如果要繼續探究「在地化」(localization)與「本土化」(indigenization)有何程度上的區別時,我們可將「在地化」強調外來者融入所居地的客觀融入當地;「本土化」強調本地者歸返鄉土的主觀融入當地。或者說「在地化」偏重經濟性商業活動的利益,而「本土化」偏重政治性文化的意涵。(參閱拙作《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三):自由主義與民主篇》〈近代台灣發展本土化的變遷〉,頁59-116,照片如附)。
承上論,我們將近代臺灣發展本土化變遷,分為:臺灣早期原(住民)漢(人)反荷蘭掠奪時期的本土化、東寧與清治臺灣反帝國侵入時期的本土化、台灣人反日本殖民時期的本土化、中華民國時期反國際共產赤化等四個時期來加以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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