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20〕概說臺灣本土化與臺灣意識的演變（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2024年，總統與立委的選舉過後，從結果論來檢討，在臺灣南部縣市的選票得數，為什麼國民黨會完全輸給民進黨，依我個人粗淺的看法，其中的重要的因素之一，或許我們可以從臺灣本土化與臺灣意識演變的角度作深入探討。

根據2024年1月23日，臺灣民意基金會釋出一份針對臺灣人的民族認同、統獨傾向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發現：

有76%自認是台灣人，僅7.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此外，有44.2%支持台灣獨立，僅10.9%的人認為兩岸統一比較好，希望維持現狀的則有33.3%。對此，資深媒體人黃暐瀚表示，這也是他先前不斷強調的，就算這次選戰藍綠一對一，應該也是民進黨總統當選人賴清德會贏，他反問，任何政黨與政治人物面對選舉的時候，如果不懂得宣揚「台灣意識」，要怎麼贏？

這次總統大選，國民黨「侯康配」最終拿下467萬票，敗給民進黨「賴蕭配」的558萬票。臺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針對國民黨在2016年馬英九政府下台後，總統大選的2016、2020、2024的3連敗，游盈隆提出2點分析：

一是，國民黨長期的兩岸主張越來越背離台灣政治主流。他指出，台灣人並非要跟中國人決裂，但民主自由是台灣選民獨有的最高價值，不容破壞，若國民黨持續堅持大中國主義的立場，不加強「本土認同性」，4年後恐怕還是很悲觀。針對第2個敗選因素，侯友宜這次參選是被耽誤的，……國民黨內有很多領導者，但很多都對侯友宜缺乏信心，認為侯無法完成第4次政黨輪替，其中原因包括民調低、對國政生疏等，所以才會有「藍白合」的聲音出現，……若從頭讓侯友宜放手去選，一開始就宣布「侯趙配」參選，侯代表本土國民黨、趙少康則是深藍代表，不見得會輸。

國民黨在這次總統大選雖然輸了，但在立委總席次52席的大於民進黨51席，從權力分配的角度，也凸顯選民對於總統、政黨與區域立委的投票行為是有分裂投票的傾向，這亦凸顯選民態度的有關於民族認同、統獨傾向的自主性是弔詭的，很容易就受到外界，尤其是來自美國或中國大陸因素的影響。

蔣經國總統在臺灣的晚年，說他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多年前，日本作家一青妙有部作品《我的箱子》描述，她臺灣爸爸與日本媽媽的家族故事，她經常被問到底是日本人還是臺灣人。她表示，在尋根之前，她會覺得自己是日本人，因為她對臺灣並不了解，但她越了解臺灣也更加了解自己，她有一半的臺灣血統，她會認為臺灣就是她的根。

從這段文字的深一層思考，突顯曾經居住在臺灣這一塊土地上的各族群，無論是原住民、漢人（閩南人、客家人）、荷蘭人、日本人，或是1949年以後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灣的所謂「外省人」、「新臺灣人」，以及現在正增加中的「新住民」，甚至為這塊土地打拼的外國企業和員工，都可以是透過「台灣土地共同意識」、「住民相互主體性」與「歷史發展整合性」的庶（常）民史觀予以關照、尊重和公平對待。

檢視近代臺灣政經發展與變遷，臺灣經過了前現代（pre-modern）、現代（modern）、後現代（post-modern）的社會進化歷史發展，都無可迴避於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殖民化（colonialization），或乃至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變遷，臺灣發展本土化思維也被迫必須的面對與之因應，其所受到國際外在環境的衝擊與影響。

因而，從臺灣的「歷史發展結構性」與「住民相互主體性」觀點，凸顯了「本土化」（indigenization）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本土的」（native）與「外來的」（foreign），和「本土主義」（nativism）與「殖民主義」（colonialism）弔詭關係。相對地凸顯「本土化」、「本土的」、「本土主義」，在「住民相互主體性」強調原始土地與人民的主體性意識，也兼顧「歷史發展結構性」受之於政經社文的異質性政權意識。

從「異文化」（the other culture）或「文化異質性」（cultural heterogeneity）的角度而論，「the other」常譯為「另類」或「他者」。「他者」是使意識在發展過程中能夠從「這個」（this）的存在形態向前突進的力量，惟有通過「他者」與「這個」的持續衝突，意識才能在辯證過程的終結，提升為以自我對象的「主體」。

一個主體文化因客體文化的衝擊而引起的重整反映，是謂「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亦即沒有一個社會的「主體性」可以藉由孤立而自存，它是與其他群體存在「相互主體性」的接觸、交流、比較、對照之後，才能確認自身的主體性。臺灣發展歷史的多元化基礎，既要同化於全球的普遍性，又同時彰顯於本土的獨特性。

所以，透過影響近代臺灣發展的來自國外異質，與國內主體的兩大環境因素，彰顯了近代臺灣從16世紀至21世紀初發展本土化變遷的獨特歷史意涵。特別是從地緣政治角度檢視臺灣發展「本土化」的變遷，其所相對概念即是外來衝擊的「全球化」，或稱「國際化」。

如果要繼續探究「在地化」（localization）與「本土化」（indigenization）有何程度上的區別時，我們可將「在地化」強調外來者融入所居地的客觀融入當地；「本土化」強調本地者歸返鄉土的主觀融入當地。或者說「在地化」偏重經濟性商業活動的利益，而「本土化」偏重政治性文化的意涵。（參閱拙作《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三）：自由主義與民主篇》〈近代台灣發展本土化的變遷〉，頁59-116，照片如附）。

承上論，我們將近代臺灣發展本土化變遷，分為：臺灣早期原（住民）漢（人）反荷蘭掠奪時期的本土化、東寧與清治臺灣反帝國侵入時期的本土化、台灣人反日本殖民時期的本土化、中華民國時期反國際共產赤化等四個時期來加以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