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47〕清治時期臺灣農業資本主義中期發展（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18世紀，許多歐洲國家實施君主專制制度，世襲君主藉上帝之，統率著土地貴族的階級制度，他們得到傳統組織和教會正統派的支持，專制君主象徵並具體實現了土地貴族的價值觀，並主要依賴他們的支持。

法國的路易十四在位自稱「朕即國家」，「當我看到國家時，我為它工作。一個的財富成全另一個的光榮。」可見其治國時的叱吒風雲。沙俄凱薩琳二世在位和亞歷山大一世在位，同為「開明專制」期間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時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互比擬。

然而，實施君主專制國家的統治權力，有賴於18世紀及以前的政經環境與背景，當時間來到重商資本主義與農業資本主義盛行的時代，不僅這些國家的組織與結構不能與之抗衡，連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都遭遇挑戰，甚至過去形塑的制度與施政作為，反成為今朝前進與改革的障礙。

專制君主從理論上來說，可以為所欲為，但在實際上，卻從屬於受過啟蒙思想洗滌的封建貴族世界，這種君主政體在國內加強其權威，增加其稅收財源，壯大其境外力量，極易導致資本主義國際市場經濟的興起與發展。

回溯工業革命以前的資本主義發展，農業生產量佔產業結構中很高的比率。但一般農業的生產品，除了供應特權階級的需求以外，在經濟生活中主要消費對象包括生產者本身和家庭的食、衣、住三項基本需求而已，而這三項產品都與土地資源開發有密切關係。糧食固然如此，皮革、羊毛和植物纖維也不例外，就是住屋的材料也是從附近的森林、石礦和磚窯採集來的。

大清帝國皇帝之下莫非王土的政經體制統治，清治時期臺灣有關君主式農業資本主義中期發展，以下將從土地墾殖與農業生產，茶糖樟腦經營與行郊貿易，及官督商辦企業與近代工業萌芽等三個面向深入分析。

土地墾殖與農業生產：大清帝國統治初期，為對付海外叛亂者所設立的政策與制度，禁止海洋貿易的「禁海」與沿海劃界遷民「遷海」，清廷為防範沿海地區與明鄭往來接濟勾結而採行的措施，對居民所造成的傷害，其實遠大於來自海上的「騷擾」。

17世紀以來，漢人開始大規模的移墾臺灣。清治初期君主式農業資本主義中期的實施，土地開墾主要是在恢復明鄭東寧王國時代留下的荒廢田園，雖然官方宣示「荒地就是番地」的禁墾番地，卻仍出現熟番地大量被漢人開墾的現象。

1720年代，康熙末期以來，大量湧入合法及偷渡的移民與伴隨而來的土地開發，開始衝擊既存的、消極性的封禁隔離政策，迄1731年，臺北平原一帶的土地幾乎已被開墾，大加蚋堡成為面山背海的街市。1750年，因八里坌的巡檢移置於此，一時成為臺北最熱鬧的區域。換言之，清治初期即使在朝廷百般抑制下，漢人移民仍然源源不斷的湧入，就如同時期歐洲移民大量的移入北美洲。

大清帝國遂劃定邊界來隔離漢人以及區隔漢人和熟番與生番的拓墾。熟番與漢人隔離的問題牽涉到番漢地界模糊不清與變動不居的難題，也就是涉及熟番地權的界定與轉讓。至於生番的獵場不限於山地，而漢人的開墾也是逐步進展的。這條界線並不是一開始就劃在山地與平原的交界，而是隨著漢人的侵入墾墾而逐漸逼近山地。

18世紀，是漢人移墾臺灣的關鍵時期，漢人農耕社會的主要生產工具是土地，主要取自於平埔族傳統生活空間的西部海岸平原。大清帝國統治臺灣初期，開墾的土地面積僅為18,453甲，而列入政府戶口的戶數則有12,727戶，人口數只有16,820人，但到了1811年，臺灣人口數為195萬人。

當時的土地，就其所有權而言，主要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原住民活動區，稱為番地；另一類是非原住民活動區的無主荒地。漢人所拓墾的土地，如果是番地，則需要向與原住民訂立瞨約，以代輸社餉的繳地租方式，取得使用番地的許可。如果是無主荒地，則須先向政府申請開墾許可執照，拓墾完成取得土地所有權後，須定期向政府納稅。

開墾的土地，無論是向原住民承租的，或是向政府申請的，都需要一筆可觀的「代納社餉」或「貼納社餉」。人們大多採取合租的方式來共同拓墾。清政府對於無主地，也會以公告方式，若無人表示異議，就可以由漢移民取得開墾的權利。

政府實施的公告處理無主地方式，如果因原住民不識字，而未能提出異議，從這角度，漢人對原住民具有文化優勢，尤其對當時的平埔族人確實不公平。無論是原住民或非原住民所有，只要是所謂「民有地」或稱為「民營田」的開發，以及形成大、小租戶的「一地二主」或稱「一田二主」結構，是由有錢有勢者競向政府當局申請，取得開墾許可，將自己的資金投注於土地，而後再招募無佃農從事開墾。

這種由出力者向創業者繳納一定的租金的形成，即成為日後「番大租制」原型，而逐漸普及，乃至1768年乾隆中期以後的逐漸制度化。「番大租制」在體現原來墾戶與佃戶關係的大租，是傳統中國半封建社會發展階級所規定的，並非勞動地租，而是生產作物地租，即大租所繳納的主要是米穀或砂糖。

由於採生產作物地租，佃戶可根據生產作物的增加，或得更多的分配量，從而靠積蓄而改善生活和累積資金，且因其對土地具有直接關係，其經濟實力頗有凌駕於墾戶，掌握土地的實權，加上日後墾戶淪為破產者漸多，或其賣掉土地所有權，或將土地權利轉押他人，終致喪失對土地所擁有的直接關係。

佃戶地主化的結果，遂能從墾戶原先的複雜關係中自主出來，開始握有可自由處理原先的佃耕權，或將其所經營的土地轉租給他人的權利。時值大清帝國大陸移民大量進入臺灣的熱潮，佃戶便將自己原先所經營的土地讓給他們耕種，形成新的現耕佃農階級，或稱現耕佃人。

原來的墾戶與佃戶關係為之一變，佃戶每年向現耕佃農徵收一定的租額，再將其中的一部分轉納予墾戶。因此，重複出現在同一耕地上，有墾戶向佃戶徵租，而佃戶又向現耕佃人徵租的兩個收租權，亦即形成一地二主的複雜地租關係，形成墾戶為大租戶，佃戶為小租戶，以及現耕佃農等三個層級關係，如果再加上官廳的單位，遂形成在同樣的一塊土地上擁有四個層級的關係。

臺灣土地的拓墾與經營，前後歷時約一個多世紀，凸顯臺灣土地所有權制的特殊結構，對日後臺灣土地制度的演變與變遷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這一土地制度要到1949年國民政府到了臺灣，實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之後，這種複雜的土地結構關係才徹底獲得改變。

大清帝國統治時期臺灣土地除了民有地之外，屬於封建身分制度的土地包括：一、政府所有的田園，即官莊的設立，主要是為修理文武衙署、修繕兵房，以及興建土木工事等等，其所有權是由政府擁有；二、莊園是東寧王國鄭氏舊部將等所有的田園；三、屯田是分配给協助平定民變的平埔族屯墾的土地，禁止典賣、免稅、可世襲；四、隆恩田是在番界開墾供軍餉之用的土地。

官莊等政府所有土地的管理經營以及從事耕作的人，其主要分為莊頭（大租戶）、莊丁（小租戶）和現租戶。1888年，尤其在土地清丈以後，大租戶向政府繳納的「納榖制」改為「納銀制」，不只是促進臺灣社會商品經濟關係的擴大，很多大租戶為了繳納地租就向商人借貸，因而出現典賣大租權的情事，也導致了大租戶的衰落和小租戶抬頭的結構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