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61〕國治臺灣工業資本主義中期發展（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1939年至1945年，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影響不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站區僅限在歐洲地區。二戰之後的國際局勢與世界秩序，呈現的是極端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思潮。

西方建構主導的世界秩序，從19世紀的「歐洲化」，到20世紀的「美國化」，是隨著美國內戰而掀開進入美國世紀的序幕。1945年以後到1970年代的初期，它可以視為某種黃金年代。1970年代晚期至該世紀末，則是一個解體分散、徬徨不定，危機重重的年代。

亦即將從二次大戰結束後極端主義時代的冷戰開始，探討美國霸權與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統治臺灣之間，如何在糾葛複雜的政經變遷和美、蘇兩大集團的軍事衝突之中，維繫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二次大戰後大英帝國的霸權地位被美國取而代之。如果從同屬英格魯薩克遜（Anglo Saxon）民族，也就是從1588年大英帝國崛起，到當今21世紀20年代的近500年期間，國際政經優勢仍然是掌握在英格魯薩克遜國家的統領全世界。

檢視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國際強權，是由美國主導權力體系和市場財富的變遷，主要凸顯在不穩定的國際貨幣、不安全的國際金融，和不公平的國際貿易等三個國際政經層面上。

第一，不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治理。1944年，布萊頓森林（Bretton Woods）會議決定，依黃金建立貨幣價值，但是布萊頓森林體系因為貸款不足以因應歐洲戰後重建經費的龐大需求，無力處理國際經濟體系所發生的貨幣問題；同時，黃金的生產量也未能配合國際貿易及投資成長的需要。布萊頓森林體系只好從國際組織有限度的管理制度，演變完全依賴由美國霸權為主導的單邊管理體系。

美元在國際貨幣制度中的關鍵性作用，推動了美國聯盟體系和世界經濟的運轉；美元同時扮演國際儲備和交易貨幣的角色，並奠定了美國在全球經濟和政治中的地位。美國的主要盟友和經濟伙伴都願意持有美元，美元的國際性角色賦予美國獲得「鑄幣利差」（seigniorage）的特權，而成為名符其實的強勢貨幣，正如戴高樂在60年代所抱怨的，因為只有它可以印刷美鈔來打國外戰爭，可以收購他國企業，還能債臺高築而不怕產生消極效果。

1950、1960年代，美元持續採用與黃金的35美元兌換1盎司的固定比例，導致美元的大量短缺，美國除了必須因應收支赤字之外，還要負擔包括西歐國家的馬歇爾計畫、中華民國、希臘與土耳其，以及對未開發國家的援助；再加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韓戰軍費的支出，並容忍以西德為主的歐洲國家和日本所採用的貿易保護和對美元的差別待遇政策。

美元當時雖是國際強勢貨幣，美國也成為世界中央銀行，但當國外美元數額遠遠超過美國黃金儲備量時，美國的龐大財政赤字再也無法獲得控制，投機客開始大量將美元兌換成黃金。

1971年，美國政府鑒於美元擠兌、貿易赤字、黃金存量持續減少、通貨膨脹和失業嚴重等多重因素的壓力之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不再堅持金本位制度，導致布萊頓森林體系瓦解，進而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取代。

尤其在1960年代末期，英國由於經濟相對弱勢而未能繼續維持與美國之間的親密夥伴關係；1970年代末期，西德開始拒絕支援美國卡特政府的經濟政策，並隨同法國一起建立歐洲貨幣系統。

西歐這個「貨幣穩定區」的事件，是歐洲經濟努力擺脫美元頻繁波動影響的第一步。國際貨幣的管理分別交由市場本身機制，和部分交由各國中央銀行在合作的基礎上干預外匯，避免匯率過度的波動，因而終結美國單邊貨幣體系的掌控，逐漸形成多邊管理的貨幣體系。貨幣體系的管理將不再依賴單一強權的偏好，而是透過美國、西德和日本等主要強國的協商。

1970年代以後，由於重要國際貨幣體系國家普遍的國內資本移動自由化，加速金融投資國際化；銀行體系作為金融中介的媒介功能，已逐漸被以市場媒介為主的證劵化、債劵發行和衍生產品取代。國際貨幣體系的管理機制已從「政府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逐步轉型為以「市場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機制。

第二、不安全的國際金融體系治理。二次戰後國際金融流動，主要是南北體系關係中的先進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資金援助，再加上技術援助，增進國家經濟成長。尤其在冷戰初期，美國透過國際金融體系的提供，幫助美國外交政策和軍事安全體系的建立與維護，而造成70年代以後流動資金的政治化與私有化。

1980年代中期，由於經濟不景氣，和國際環境的轉變，導致非優惠資金貸款的增加，和透過私人市場來解決，以及援助金額的減少。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使私人銀行的貸款變成了外債危機。

1997年，發生的東亞金融風暴之前，其實戰後世界經濟已經歷了許多次的金融性危機，其中的三次特別重要，第一次是由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問題引起的；第二次是1992年至1993年固定匯率制的垮台，迫使英國撤銷它創建歐洲共同貨幣的努力；第三次是1994年至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而在國際金融機構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

IMF設立的目的，是協助處理先進國家之間發生的收支平衡問題，保護國際金融體系運作正常，而不是現在積極在第三世界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時提供金援的角色。IMF雖然對保護國際金融安全頗有成效，但被人詬病的是對國際貸款人、各大企業與總體經濟發展的干涉過深，IMF常常利用緊縮財政的「震撼療法」，要求債務國加速經濟自由化與民營化，導致增加失業人數，和拉大國民所得的落差。

1997年，亞洲金融發生危機時，IMF對南韓等國家就是採用此一金融策略，以協助解決南韓因為過分依賴以外幣標價的短期貸款，因為這種貸款在利率升高或貨幣貶值時會使該國經濟處於非常脆弱的情境。

改善國際金融不安全的IMF，在全球化時代應轉型變成主導國際流動資金保險系統的機構。在平常或金融危機發生前，IMF可以提供審核通過的第三世界國家必要的國際流動資金保險，若符合條件的國家遭受國際性的金融危機，仍可接受IMF原先承諾的資金援助。

世界銀行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協助第三世界國家取得基礎建設的資金，幫助貧窮國家快速發展經濟，但現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資金充沛，且極樂意資助高獲利的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基礎建設計劃，世界銀行應該轉型為全球性多邊的教育援助部門。先進國家金援貧窮國家時，可以優先將資金投入國民教育已步入正軌的國家，若能辦好教育，等於社會系統具備融入發展經濟的優勢，便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第三、不公平的國際貿易體系治理。在布萊頓森林會議上，勉強達成建立國際貿易組織（ITO）的協定，留下許多懸而未決的議題。為了促進國際貿易，美國及其重要經濟伙伴乃於1947年在日內瓦行簽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確認毫無歧視信條是實現自由貿易的原則。當1950年國際貿易組織被美國否決後，GATT遂成為世界促進「更自由和更公平」的貿易組織。

GATT的核心要素就是最惠國原則和國家待遇條款，同時也建立傾銷及補助的國際性規範，以及一套多邊貿易談判的規則。1967年，在甘迺迪回合（1963-1967）使用普遍優惠制替代了以前的貨物對貨物減稅方法的特定互惠制；接下來的一個自由貿易的倡議在東京回合（1973-1979）來達成，包括大幅度削減大多數主要產品的關稅，實現農業貿易自由化和削減非關稅壁壘，以及改革處理不公正貿易的法則。

保護主義的興起，破壞GATT所規範的自由國際貿易秩序。這也是1970、1980年代間，日本與歐洲共同體的崛起，以及美國經濟相對的式微，使得貿易管理體系呈現多元，藉由多邊體系的貿易談判機制，來解決貿易國之間不公平的歧視問題。

GATT體制在面對新保護主義時越來越顯得無能為力，尤其在非關稅和自願出口限制方面。再加上許多國家對農業、服務業、金融流動，及智慧財產權等新興議題的干預增多，許多政策轉趨於重視管理貿易機制。

GATT在面臨新的國際貿易趨勢，1995年改名世界貿易組織（WTO）。WTO是當前國際貿易的治理組織，是一個經濟性質的機構，而非全球性的政府。許多不公平的國際貿易治理仍必須藉由國際組織制定規範，和強權願意遵守規範的並行機制，才有可能實現全球共享貿易利益的成果。

總結戰後由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霸權體系體，經過百年發展，戰後美國紐約已經儼然成為世界經濟的金融中心，美國取代英國成為20世紀的國際強權。令人遺憾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在人類生活中的一項具體事實，就是不能和解發生在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極權體制與個人自由、無神論與宗教信仰之間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