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60〕日治臺灣工業資本主義初期發展（三）

（全民專欄/陳天授）日本軍國資本主義統治臺灣期間，臺灣人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主要抗爭運動，在統治初期主要是以武裝戰爭的方式直接對抗日本統治，大有以「臺灣為中國的大陸化」對抗「臺灣為日本的內地化」態勢。是屬於前近代式的士紳集團反抗外來統治者的行動，尚未建立基於主權在民的國民國家之抵抗運動。

1914年，林獻堂與日本自由黨黨魁板垣退助共倡「臺灣同化會」的成立，該階段的源起主要是受到現代自由民主、民族自決及馬克思主義啟發的知識份子普遍覺醒，領導了非武裝的、社會及政治的抗日活動。凸顯在前期即民族主義運動的聯合陣線時期，後期則為民族主義運動與階段鬥爭運動的對抗時期。

當時對日的抗爭運動，基本上，公開的政治運動具備右翼、合法的改良主義色彩，主張民眾與本土資產階級都是殖民壓迫的受害者，應緊密團結一致反對殖民者，資產階級和普通老百姓不應因意識型態不同而分裂。

然而，暗地裡的左翼政治活動，則以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農民運動及工人運動為核心，其終極目標是透過革命手段，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馬克思主義思想也因而在這階段於臺灣傳播開來。

那些被征服、主宰和統治的殖民地，它們沒有什麼選擇餘地，它們的命運是由殖民者決定。被殖民的國家有的採取抵抗策略，有的採取妥協讓步，有的全心全意西化，有的選擇某種改革，以獲取西方的科學技術，又不失去本國的文化機制。

1921年以前，臺灣人民為要求結束對臺灣殖民統治的專制制度與不公平待遇，極欲爭取廢除《六三法》。當帝國議會決議延長《六三法》，不顧臺灣人民的意願時，臺灣人民要凸顯臺灣人與日本人的特殊性，則改以爭取地方自治為目標，成立「臺灣文化協會」，以提高文化之名，行農民與勞工運動之實，使其自覺投入對殖民統治的抗爭。

1927年，部分左翼民族主義者因以不贊同無產階級路線，而退出「臺灣文化協會」，另組「臺灣民眾黨」，這政黨成為了近代臺灣第一個成立的本土政黨。「臺灣文化協會」也因此在臺灣共產黨的影響下迅速向左轉，成為總督府鎮壓的目標。

臺灣文化協會的分裂，導因雙方對於臺灣是否已具有資本主義發展的爭論，一方認為臺灣根本尚未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必須促進臺灣人資本家的發展，俾能達成與日本資本家抗衡的地位，因而主張推動民族運動；一方認為臺灣是有資本家，只是受制於日本資本家而未能獨力發展，且集中少數資本家和地主，為解放大多數被壓迫的勞工及農民，則主張非階級鬥爭不可，並退出臺灣文化協會，另組臺灣民眾黨。

然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受到壓制，相對地也延續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臺灣的發展。日本軍國資本主義體制對臺灣教育文化思想的控制，亦完全是受到國家武力與政治權力實際運作的影響，也是幕後文化傳播的支撐。文化軍國主義必須建立起殖民教育與教師訓練的體系。在文化、教育政策上，透過國語傳習所與國語學校，發展現代化教育和移植日本語言。

在教育政策上，臺灣在日治以前的傳統社會，受教育是少數人的專利，每個人都應該受教育是近代社會的進步觀念。到了1944年，臺灣學齡兒童就學率高達71.1%，在亞洲可能僅次於日本。其中凸顯日本除了在統治上最為實用的醫師養成教育之外，重點大多集中在產業技術面，對文法等社學科學教育方面臺灣人仍是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總督府藉引導臺灣青年從事既賺錢又遠離政治的醫師職業，防止具有政治覺悟和文化意識的臺灣菁英向日本統治挑戰。文化是人類歷史上年齡最高的老人，經濟型態曾先後更換，政治體制可被摧毀，社會可以新舊交替，但文化繼續走自己的路，文化同時也是政治、經濟的擴張，更凸顯了帝國主義政府積極推動向內地日本化政策的目的。

英國對美洲殖民的特點，是結合領土擴張和中央集權的過程；而領土擴張和中央集權則在貿易、殖民地和海上霸權上實現。殖民政策的目的，在保護商人的貿易利益，和確保一個更嚴密和有效的殖民地政府；但對殖民地的人民而言，儘管他們接受効忠王權的臣民責任，卻早就開始為政治上的自由而奮鬥了。

相對於臺灣人民對日本統治的抗爭，似乎力有未逮；加上日本政府嚴厲箝制臺灣的言論和出版自由，新聞紙的發行，要得總督府的許可，但臺灣人日刊新聞紙除了「臺灣民生報」之外，從未獲得許可。只有過去在東京以周刊方式發行的《臺灣民報》，在1927年才開始被許可遷回臺北印行，其過程甚為曲折。

溯自1918年林獻堂在東京以撤廢《六三法》為目標組成「啟發會」，1920年改名「新名會」，並與「臺灣青年會」共同創立機關雜誌《臺灣青年》月刊，1922年4月改稱《臺灣》，翌年改為漢文半月刊的新聞型態《臺灣民報》。先後再改為旬刊、週刊；1927年，把發行所遷回臺灣之後，先後再改稱《臺灣新民報》（週刊），1932年4月15日發行日刊。

這是日治臺灣唯一由臺灣人所辦的新聞報，也是持續刊行最久的機關報。其他即使是日本出版的雜誌期刊，輸入臺灣時也必須接受嚴格檢查，有時甚至禁止進口。這是一種嚴格的文化思想的箝制，臺灣人意識受到非人道壓制。

18、19紀英國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初期，少不得要母國軍備的保護，在重商政策之下，當然要考慮母國資本家的利益，殖民地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農產品和工業原料，以及為英國製成品提供市場。因此，北美洲的殖民地並無需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單元。

同樣地日本統治臺灣，除了統一度量衡與貨幣、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引進工業基礎建設、避免其他殖民地常見的大都市現象等殖民現代性的作為之外，尚包括：剷除臺灣傳統式政治菁英與教育體系，以日本人和親日臺灣商人取代；指導民間投資，直接改善民眾健康、衛生及物質生活。

日治臺灣的建設，也不全然是殖民政策的內地化結果，在推動殖民化的過程中實亦意涵著現代化的功用，而相當地具有文明化的效果。臺灣人儘管大部分被排除在實際的政治參與之外，臺灣人仍可能被容許取得產業發展上的成果，前提是必須配合強大政府機關的運作。所以，日治時期臺灣資本主義產業的內地化的同時，也建構了總督府透過政治力可以完全控制，且滲透到民眾最基層的社會結構體系。

從相對主體性的觀點而論，臺灣「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真正的內涵，除了在反殖民運動成功地推翻外來政權之後，對原住民、婦女、農工階層而言，殖民主義仍然存在，而且將繼續存在，直到種族中心、階級、異性戀和父權結構被剝除和去殖民化。

邊緣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發展，乃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功能變化。昔日帝國主義之所作所為，皆在阻止邊緣國或殖民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新帝國主義則透過邊緣經濟創造活力，並實現其控制。臺灣產業對日本技術的依附，削弱了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的自主性。一旦主要經濟部門受制於進口技術，想發展與社會及經濟目標更密切的技術就十分困難。

就技術合作而言，短期內或可增強本地產業的競爭力及獲利力，但就長期來看，技術依附將削弱本地研究開發的能力和國家產業自主。同時，帝國主義主張拓展殖民地，從而剝削殖民地利益，大都是資本家及官吏階級所為。

因此，「臺灣意識」做為一種精神現象，展現反抗強權壓迫，尋找本土認同，不只要維護當時臺灣人尊嚴的強韌生命力，這也是臺灣社會被日本軍國資本主義皇民化過程中特有遭遇的歷史。

一般將帝國主義分為「新」帝國和「舊」帝國。舊帝國指的是1500年至1800年代奪取的地域，如西班牙的南美洲、英國和法國的北美洲，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印度洋國家。

19世紀以後，幾乎所有「舊」帝國的美洲部分國家都從母國分離。對許多歐洲人而言，這些損失證明了整個殖民事業是一樁錯誤。這也深切道出19世紀「新」帝國主義以來，日本強調軍事資本主義帝國統治臺灣，迫使臺灣社會日本化的沉重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