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65〕國治臺灣工業資本主義晚期發展

（全民專欄/陳天授）臺灣工業資本主義晚期發展，主要是為解決國內投資意願低落的問題，政府推動「振興經濟方案---促進民間投資行動計劃」，加速產業升級及發展臺灣地區成為亞太營運中心。

亞太營運中心的目標希望進一步提昇台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程度，促使國內外人員、貨品、資金及資訊能夠便捷地流通，藉以充分發揮臺灣在亞太地區及兩岸之間的經濟戰略地位，吸引跨國企業並鼓勵本地企業以臺灣作為投資基地及經營東亞市場，以突顯臺灣在這一地區經濟整合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並同時擔負先進國家與開發中經濟承先啟後「中繼者」的國際責任。

戰後臺灣產業發展受到美國霸權，及國際冷戰體系的影響，義大利經濟社會學家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指出，正在崛起的東亞和東南亞資本主義群島中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準國家。在群島的各「島嶼」中，唯有最大的一個即是日本是完全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且是極為成功的一個。

即便是日本在整個世界體系中仍然是美國的一個軍事保護國。另外，兩個中等規模的「島嶼」－－南韓與臺灣，也是美國的軍事保護地。而且它們二者都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南韓始終希望或恐懼與北韓統一，而臺灣則是一直希望成為中國大陸的主人或恐懼成為中國的奴僕。

戰後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由日治時期依賴日本市場的內地化，逐漸轉變為以依賴美國市場為主的產業發展，尤其冷戰初期美國對臺灣的軍援與經援，以及60年代以後美國逐漸成為臺灣的最大出口市場。

臺灣過去五十年來，在黨國資本主義體制下，仍有部分學者主張「經濟問題」要用「經濟方法」解決，這種論調的內涵在於反對政府過度介入產業，但臺灣從市場經濟觀點所衍生的「發展型國家理論」是首先受肯定的，而有別於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經驗，臺灣贏得被稱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對照日本與德國的行政官僚體系對民間產業部門提供正面的效果，被肯定為實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成功的典範。縱使穩定性也許是政府與市場互動的必要條件，它肯定不是效率的充分條件。近年受日本泡沫經濟與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發展型國家理論能否完全適用威權政經轉型的國家開始受到質疑。

諾貝學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 C. North）指出，制度結構就是界定正式限制的政治制度。政治的和經濟的制度與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很明顯地見於國會裡主管資本市場的委員會，和代表資本市場各種利益團體的遊說組織。這種相互關係的網絡也延伸到行政部門的管制機構。市場就整體而言，乃是制度的大雜燴，有些提高效率，有些減低效率。

不過，比較不同國家的制度架構，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相應於第三世界國家或是先進國家過去的歷史經驗，可以清楚看出這個制度架構是經濟體系，在不同地區不同時間，相對成功與否的關鍵。

檢視戰後臺灣資本主義發展歷程，整體而言，不管是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是配合美國的國際霸權利益為主。然而，在發展出更自由的世界經濟秩序背後，當代更形塑出一套更嚴密的多邊經濟體系與區域監督機制，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是在這背景下產生的國際經濟治理機構。

當逐漸解除國家經濟管制的同時，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的來臨，促使許多國家不再與單一霸權或集團的勢力消長產生直接關係。臺灣戒嚴階段先是提倡三民主義的「計劃性自由經濟」，走向「富有台灣特色的資本主義」，這是務實的階段性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可是當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朝向市場經濟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後，大陸市場的崛起並取代美國成為臺灣的最大出口國，臺灣資本主義市場實不能自絕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尤其，當與臺灣最密切的貿易國家美國及日本，都以中國市場為重要目標之際，臺灣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度日漸增加之勢，臺灣在強化主體本土經濟的核心競爭力下，如何把握善用中國大陸市場的優勢，來提高國際的競爭力。

1980年代前後，如果「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政策，刻意過度曲解臺灣主體意識的持續發展下去，只會是延誤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商機，更是阻止資金和利潤的回流臺灣，對與阻止臺灣企業和資金的出走反而事倍功半。

在英國歷史上，由1790到1830年之間，其實是個徹底威權統治的時期，甚至到了1832年末期，威權統治情況似乎還變得更為肅殺；英國在這段威權時期正由失掉美洲殖民地的創痛中平復過來，並且變成無人能否認的世界強權，同時也在經濟上走向了一條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方向的發展路徑。

連結英國與19世紀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關係，和連結美國與20世紀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區別，在於英國扮演的是一種「領導性經濟」，它的海島型經濟完全與世界經濟體系融為一體，由於英國依賴外貿、它的商業和金融機構的無所不在的影響，以及它的國家經濟政策與世界經濟一體化所需的政策之間的基本一致，因而它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成功運作。

相反地，美國對外扮演的是一種「指導性經濟」的角色，它的大陸型經濟只是部分地與世界經濟體系融為一體，而部分地又要與其他地區的國家進行競爭，還往往要週期性地不一致調整其運作的機制，不管某些進口產品是何等重要，外貿在總體上對美國經濟影響不是關鍵因素。

臺灣自戰後的冷戰開始期間，即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集團站在同一條生命線上，儘管實施的是「軟性的計畫經濟」或稱「計畫性自由經濟」，走的是介於純粹資本主義和中央計畫經濟之間的「台灣特色資本主義經濟」，略近於戰後的德國和日本模式，但整體而論臺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黨國化體制是無可避免的被「美國化」了。

1950年至1980年的期間，執政國民黨的黨國威權體制在經濟決策的領域中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貢獻，國民黨儘管在形式上固然掌握了一些利益表達的管道，然而民間企業在「計畫自由經濟」運作機制中，仍有很大的彈性活動空間。

1980年代之後，政府持續以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經濟三化策略」，及科技導向的發展高科技工業政策，來因應台灣社會多元化、美國新保護主義，及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臺灣經濟發展雖然仍獲致相當的成效，但卻持續受到外貿順差所帶來經濟外部不平衡的壓力。尤其政府為了穩定匯率，透過外匯市場的政策干預，及為了避免貨幣供給額成長過快所採取的沖銷措施，導致延長臺灣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期。這亦凸顯1990年代，台灣資本主義已進入服務業創新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