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三談70〕我的臺灣近代資本主義史論

（全民專欄/陳天授）過去，是當代台灣的再現，台灣存在邏輯本來就是在從依賴發展中追求獨立自主，建構台灣經濟主體性而逐漸形塑，其符合公平正義的成熟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聚焦國際強權、政經體制與產業發展的關係，嘗試從管理資本主義體制中，走出屬於自己具有特色的一條資本主義道路來。

這是一條臺灣特色的資本主義發展，或許稱之為「重分配市場自由主義」，也許我們可以將其稱為具有「媽祖精神」的「台灣悲憫式資本主義」，或從社會科學中融入文學的「台灣人文資本主義」。它時刻提醒我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切記反省貧富失衡、社會公平正義的概念和制度，特別是1986年台灣曾經創下全世界所得最為平均的國家。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之外，韋伯認為基督新教文化創造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證諸西歐、北美在18、19世紀經濟繁榮與進步，與基督新教文化有密切關係。因為，它培養滋潤了資本主義的精神與發展。

從台灣移民社會對於海神媽祖信仰的崇敬，特別是媽祖文化中的智、仁、勇、孝等美德，均可與基督新教文化的內涵相容。非但如此，媽祖的民間信仰更印證為臺灣帶來海洋冒險與移墾開拓的創造市場經濟文明。台灣媽祖文化與四面藍色海洋是相結合的，在邁向海洋的大世紀裡更為保護臺灣人民生命，和創造了累積的財富。

雖然我們有些時候會期望富人要富有仁慈心，就好比如要一隻駱駝穿過針孔一樣困難。19世紀，法國小說家莫泊桑在其《我的叔叔于樂》的小說提到，當金錢取代良心的時候，這個社會真的病了不輕。但是要他們承擔死亡的風險，他們是會有選擇犧牲財富的可能。

對大多數人來說，要在董事長辦公室裡當個冷血無情的人，在投票時當一位關心大眾福利的公民，這可是很難的事。已經成功追求商業私利的人，通常會支持進一步增加這個私利的稅務和福利政策。參與慈善事業的有錢人之所以會這麼做，是要反應自己承擔更多的責任，而不是反映稅務和法規約束的私利。必須藉由要求個人或企業承擔更多責任，把資本主義人性化。

然而，貧窮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要他們損失也在所不惜，這也許是推行福利經濟的國家，雖然造成重大國家財政負擔的爭議不斷，但仍然是現代資本主義和現代經濟生活密不可分的部分原因。

不管是亞當史密斯所描述的17世紀統治化，與規範化的世界進化的市場資本主義；李嘉圖所預期的資本主義逃離了地主所控制的經濟；或是馬爾薩斯深以為憂的人口膨脹所造成的生存邊緣的社會；或是馬克思所斷言的資本主義的自毀趨向；或是凱因斯所剖析的資本主義長期性蕭條的趨勢，這一切資本主義經濟的盛衰，不管是多麼有效，看來始終欠缺某種懸疑因素而未達理想。

因此，當我們轉問現代經濟學家有關我們自己的社會，我們自身的命運，我們未來的方向何去何從，還有政府是否真正關心機會平等，而不只是關心所得平等時，我們必須借重過去制度發展與變遷的經驗，鑒察知於未來。特別當前臺灣資本主義發展所面對的是，國際強權扮演所謂「美式民主」透過「民主革命」，達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掠奪的「殖民式民主」，不但未能為當地國家帶來安定與繁榮，反而是造成當地的動盪社會。

當代經濟學家艾瑞克．萊特（Erik Olin Wright），在其《如何在21世紀反對資本主義》提到，跟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相比，我更堅定地相信，我在世上體驗到愛。如果愛是假的，甚麼都是一場空，甚麼都沒有了。我們要走向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的社會，我們需要弱化資本主義。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利茲，在卸任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副總裁時指出，政策基礎不在於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而在於了解市場機制及政府的限制，這樣才有可能創造出經濟榮景。同時體認市場與政府的優點與限制，不但與現代經濟理論的學說相符，也與經濟史的課題相符，而且不只是在美國如此，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最後，我附帶要提的是，本專欄這一連串有關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論述，我聚焦於強權、體制與產業發展的臺灣近代資本主義史評論。這其中，我刪去了許多的圖表、數據資料，以比較通俗文字的書寫方式，來完成我的《強權、體制與產業發展：臺灣近代資本主義史論》（初稿）。在未來的出版專書裡，我將適度的收錄在裡面。

讀者若對這主題有興趣，想要做深入的研究，我建議讀者可進一步研讀另一本拙作〔元華版〕《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四）：民族主義與兩岸篇》。這也是我在書寫臺灣發展歷史的政經論所深切期盼的。